正文

为圣为文两彷徨(2)

明朝一哥王阳明 作者:吕峥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来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显然是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把玩与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看来,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对自己成圣的目标越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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