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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陈寅恪先生(5)

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 作者:季羡林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师尊敬之真诚了。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可是,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五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看样子离开为自己的生命画句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段距离,现在还不能就作总结,但是,自己毕竟已经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浅之际,不想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我身历几个朝代,忍受过千辛万苦。现在只觉得身后的路漫长无边,眼前的路却是越来越短,已经是很有限了。我并没有倚老卖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却明确地意识到,我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我的悲剧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自己现在承担的或者被迫承担的工作,头绪繁多,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有时还矛盾重重,早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负荷量,超过了自己的年龄。这里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清夜扪心自问:自己患了老来疯了吗?你眼前还有一百年的寿命吗?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触实际,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剧中的一句话:“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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