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死前的下午，我正在布瑞尔主楼大堂里掸灰。这是我周四下午的工作——掸灰——一份额外的工作、替别人做的工作。这样一来，本应掸灰的勤杂工就可以去抽烟或与朋友聊天。而这个勤杂工也许会在之后帮我溜出去找丹尼尔和罗伯特。

我喜欢掸灰，而且很会掸，因为母亲教过。可以说我是掸灰的专家。

“来，格蕾丝。把这个穿上。”母亲会提着一条她自己做的围裙，套过我的脑袋。这些围裙都是用她的旧夏装改的。她沿腰际把围裙折短，围在我胸口，将裙带绕到前面，在我胸口打一个长长的蝴蝶结。

“让我们把这两个袖子也挽起来。”

那还是我被送进铁肺前很久的事。我还能将两只手臂都举起来，而母亲就一下、两下、三下，差不多将我的毛衣袖子挽到我胳膊肘的上面一点。先挽一只，再挽另一只。在把一只褪色的黄毛掸子放进我的右手之前，她还要再抻一抻我的毛衣，拍一下我的屁股。

“去吧，亲爱的小专家。”

我摇摇晃晃地穿着母亲的围裙，感到既滑稽又郑重，就好像这围裙能使我举手投足都像母亲一样。我什么都掸——窗台、屋饰、照片、墙裙，甚至餐厅椅腿的横杠。灰尘无处不在。

母亲也穿围裙。她将收音机从家政频道调到娱乐频道。她用吸尘器吸地毯，将地垫抖净，用扫帚扫地，当温妮·阿特韦尔的钢琴曲响起，她便拧响收音机。

“从特立尼达一路拼进皇家音乐学院。这可不容易，格蕾丝。”

在布瑞尔，我总先从掸大理石壁炉台开始。那上面从来不放什么，所以清理起来很快。先用和母亲的掸子长得一模一样的掸子扫过去，再用抹布慢慢抹回来。但我会站着发一会儿呆，想象着卡片和请柬，上面写着：“格蕾丝·威廉姆斯，敬请光临寒舍，我们期待您的答复。有音乐，有讲座，请来参加我们的派对。”

接着掸长条桌，上面也不放什么，再掸裱框在一边墙上的欧洲地图。上面有长得像袜子一样的意大利，长得像疙瘩一样的不列颠，长得乱七八糟的斯堪的纳维亚。但是看不到特立尼达。

掸完地图，就轮到对面的镜子。我总是掸得很快，尽量不看镜中自己的倒影，但又总不可避免地看见。为什么镜子总把人照得这么小呢？我多想能有九英尺高呀。

丹尼尔父亲送的这面镜子是方的，边长大约五英尺，每一条边都比我高。它有一圈金色粗边，刻着长满叶子的卷曲藤蔓，像画框。它是从哪里买来的呢？我知道它很老。丹尼尔的爸爸是做古董生意的。

“他做古董进出口。”丹尼尔郑重其事地说。

丹尼尔曾说起过米兰的大理石，阿尔卑斯的瓷砖、皮革和木雕，巴黎跳蚤市场的家具，它们被全数塞进一辆科梅牌小货车的车厢。

“然后上路。”丹尼尔顿一顿，他前额的“蜘蛛”伸了伸腿，“最后上飞机。”

那架飞机。

我抖了抖黄色鸡毛掸。

我掸了铜门把和每扇门内侧挂的木珠帘。我避开楼梯扶手不掸。罗伯特曾发现，一楼通二楼的楼梯扶手两头，两个圆球可以拆下来。扶手里面是空的，可以让小东西从一楼冲进扶手直上二楼，或从二楼进入扶手落到一楼。上周，罗伯特在扶手里塞满了七叶树果。他选择这种果实是因为它们小，不会卡。然后他故意把一楼的圆球卡得很松。当院长将手搁到一楼松动的铜圆球上时，圆球掉了下来。你能想象那场面吗？我能。我至今都能。我们都笑疯了。我现在想想还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