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站着几个男人，我觉得他们人数很多，他们全都着便装。我脑中霎那间闪过一个念头，希望他们不是来抓人的，因为我一时还未注意到被风衣罩住的军装。实际上，这种风衣也是军装，就像沙皇密探的那身灰黄色便服，不过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不速之客刚迈过门槛，我的希望便立即烟消云散。

我希望照例听到：“您好！”或者：“这是曼德施塔姆家吗？”或者：“家里有人吗？”最后，或者是：“请接收电报……”要知道，造访者通常会与开门者打声招呼，等待开门者把他让进屋去。可我们时代的这些夜间造访者们，却不遵从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每个秘密警察兴许都会遵从的仪式。他们什么话也不问，也不等主人开口，不在门前有片刻迟疑，便动作不大地推开我，身手敏捷地走进前厅，房间里立马挤满了人。他们已经开始检查证件，并动作相当熟练、准确、得体地摸索我们的腰间和口袋，看是否藏有武器。

奥·曼从大房间走出来：“你们找我？”他问道。一位身材不高的特工几乎面带微笑地看了他一眼：“您的证件。”奥·曼从口袋掏出护照。

那位契卡契卡起初为“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之简称，后成为秘密警察机构的代名词。人员看了看证件，向奥·曼出示传票。奥·曼读了传票，点点头。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这叫“夜间行动”。正像我后来获悉的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坚信，在每一个夜晚，在我们这样的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可能遭遇抵抗。为了鼓舞士气，他们那个圈子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夜间危险的浪漫传说。我本人曾听说一个故事，说巴别尔巴别尔（1894—1940），作家，后被判枪决。就曾开枪，重伤一名“我们的人”，讲这故事的人是一位契卡高官的女儿，她父亲在一九三七年得到高升。对于她来说，这些传说与为上“夜班”的父亲担惊受怕的心情密切相关，她父亲和蔼善良，非常喜爱孩子和动物，在家时总是抱只小猫在腿上，但他教导他女儿永远不要承认自己有错，对任何问题都要坚决说“不”。这位怀抱小猫的和善之人，却断不会替那些被迫承认各种指控的被调查者开脱。“他们干吗要这么干呢？”女儿常学着父亲的样子说道，“要知道，他们这么干，结果让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了进去！……”“我们”，也就是那些带着传票在夜间造访的人，就是那些进行审讯和作出判决的人，他们同时也会在闲暇时分将关于夜间险情的有趣故事讲给朋友们听。这些关于夜间激情的契卡传说时常让我想起巴别尔脑门上的那个小窟窿，这个小心翼翼、脑门高耸的聪明人，一生中或许从未举起过手枪。

他们走进我们安宁的、家徒四壁的家，就像走进强盗老巢，走进贼窝，走进秘密实验室，在这里，头戴面具的秘密分子正在准备炸药，打算展开武装抵抗。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闯入了我们家。

他们检查了证件，出示了传票，并确信不会有抵抗，然后开始搜查。勃罗茨基忧郁地陷在扶手椅里，一动也不动。他身材巨大，就像某个野蛮民族的一尊木头雕像，他坐在那里呼哧着，他呼哧着坐在那里。他神情凶狠，怒气冲冲。我很偶然地求他帮个忙，好像是让他在书架上找本书给奥·曼，他却抢白道：“让曼德施塔姆自己来找。”然后便又呼哧起来。天快亮时，我们已经能在两个房间里自由走动，疲惫不堪的契卡人员甚至不再紧盯着我们，勃罗茨基突然缓过神来，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请求准许他去趟洗手间。负责搜查工作的官员面带嘲讽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您可以回家了。”“什么？”勃罗茨基惊讶地反问一句。“回家去吧。”契卡人员重复了一句，转过身去。军官们都很蔑视他们的平民帮手，勃罗茨基或许就是被他们安排到我们家里来的，好让我们在听到敲门声后来不及销毁某些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