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十岁以前，没有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少则十天半月，至多三五个月。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愿已足，并不作远游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诒由翰林改官陕西，从西安来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知道我是靠作画刻印的润资度日的，就把束脩和旅费，都汇寄给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长信来，说：

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摹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鞋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只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辅以颖敏之天资，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涘。较之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驾，毋劳踌躇！

我经他们这样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于十月初，别了春君，动身北上。

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见着午诒，又会到了葆生，张仲飏也在西安，还认识了长沙人徐崇立。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午诒介绍我去见陕西臬台樊樊山（增祥），他是当时的名士，又是南北闻名的大诗人。我刻了几方印章，带了去，想送给他。到了臬台衙门，因为没有递“门包”，门上不给我通报，白跑了一趟。午诒跟樊山说了，才见着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两银子，作为刻印的润资，又替我订了一张刻印的润例，亲笔写好了交给我。

在西安的许多湖南同乡，看见臬台这样地看得起我，就认为是大好的晋身之阶。张仲飏也对我说，机会不可错过，劝我直接去走臬台门路，不难弄到一个很好的差事。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利欲熏心，见缝就钻，就算钻出了名堂，这个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飏劝我积极营谋，我反而劝他悬崖勒马。仲飏这样一个热衷功名的人，当然不会受我劝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淡于名利的人，当然也不会听他话的。我和他，从此就有点小小的隔阂，他的心里话，也就不跟我说了。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我四十一岁。在西安住了三个来月，夏午诒要进京谋求差事，调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诉我：他五月中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荐我，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我笑着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二三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二三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濒生当了内廷供奉，在外头照常可以卖画刻印，还怕不够你一生吃喝吗？”我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对无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