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辞，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的“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四条屏，送了我二十块银元。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了，特地跑来对我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马，送你出城去!”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问我：“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我说：“不认识。”又问我：“你总见过他？”我说：“素昧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和黄先生始终没曾再见过。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我四十四岁。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正想动身的时候，忽接父亲来信，说是四弟纯培和我的长子良元，从军到了广东，家里很不放心，叫我赶快去追寻。我就取道梧州，到了广州，住在祗园寺庙内。探得他们跟了郭葆生，到了钦州去了。原来现任两广总督袁海观，也是湘潭人，跟葆生是亲戚。葆生是个候补道，指省广东不久，就放了钦廉兵备道。道台是驻在钦州的。纯培和良元，是葆生叫去的，他们怕家里不放远行，瞒了人，偷偷地到了广东。我打听到确讯，赶到了钦州。葆生笑着说：“我叫他们叔侄来到这里，连你这位齐山人也请到了!”我说：“我是找他们来的，既已见到，家里也就放心了。”

葆生本也会画几笔花鸟，留我住了几个月，叫他的如夫人跟我学画。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的画虽不太好，却很喜欢挥毫，官场中本没有真正的是非，求他画的人倒也不少。我到了以后，应酬画件，葆生就叫我代为捉刀，送了我一笔润资。他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

我回家后不久，周之美师傅于九月二十一日死了。我听得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得很。回想当初跟我师傅学艺的时候，师傅视我如子，把他雕花的绝技，全套教给了我。出师后，我虽常去看他，只因连年在外奔波，相见的日子，并不甚多。不料此次远游归来，竟成长别。师傅又没有后嗣，身后凄凉，令人酸鼻。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场，又作了一篇《大匠墓志》去追悼他。凭我这一点微薄的意思，怎能报答我师傅当初待我的恩情呢？

那时，我因梅公祠的房屋和祠堂的祭田，典期届满，另在余霞峰山脚下，茶恩寺茹家冲地方，买了一所破旧房屋和二十亩水田。茹家冲在白石铺的南面，相隔二十来里。西北到晓霞山，也不过三十来里。东西是枫树坳，坳上有大枫树百十来棵，都是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西北是老坝，又名老溪，是条小河，岸的两边，古松很多。我们房屋的前面和旁边，各有一口水井，井边种子不少的竹子，房前的井，名叫墨井。这一带在四山围拘之中，风景很是优美。

我把破旧的房屋，翻盖一新，取名为“寄萍堂”。堂内造一书室，取名为“八砚楼”，名虽为楼，并非楼房，我远游时得来的八块砚石，置在室中，所以题了此名。这座房子，是我画了图样盖的，前后窗户，安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细铁丝纱，我把它称做“碧纱橱”。布置妥当，于十一月同春君带着儿女们，从梅公祠旧居，搬到了茹家冲新宅。我以前住的，只能说是借山，此刻置地盖房，才可算是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