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四巨富中的巴菲特和盖茨还都只是潜在的大捐赠者，他们尚未定型，活动也不多。今后他们的公益事业能有多大规模、能有多少突破和影响力，尚需拭目以待。

另两位正在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巨富中，韦克斯纳略有罗森沃尔德的风格。他对自己的公益事业十分投入，特别热衷于建设自己的故乡和为犹太人谋福利。除此之外，他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趣，大于对种族关系和救贫济穷的兴趣。不过他的公益事业还在不断发展之中，目前尚无法预测最终走向。

索罗斯则更多地像一个洛克菲勒式的捐赠者——大胆、有企业家的胆略，而且目标是全球性的。在捐赠的数量、目标的宏伟、项目的大胆和创意等方面，他已可以同以往最伟大的捐赠者并肩而立。他热情地致力于实现一个理想：把欧洲建成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不受任何国家或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那里，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少数社群和他们的意见同样受到尊重”。他也致力于促进欧洲的一体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善于选择和利用历史时机的智慧。他在西欧和东欧都已经提供了一系列惊人的巨额捐赠。

从某些方面来看，索罗斯超越了他的伟大前辈们。洛克菲勒是世界范围的卓越的工业企业家，但他的公益事业与他的企业活动是分离的，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卡内基也是一样，他的企业除了为他的公益事业提供经费以外，两者也没有别的关系。索罗斯则不同。在欧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与民主模式的决策过程中，他积极参与的一些经济的，甚至政治性的活动已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商业方面，他能够把握时机以大动作来“左右市场”。他能够并已经使得欧洲货币重新估价，与中央银行的政策对抗，对欧洲共同体（后发展为欧盟）的统一或分裂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很清楚这一切，曾经坦率地说过：由于他的公益事业和金融活动的相互影响，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但同时也使他受到制约，并加重了责任。参阅乔治·索罗斯著：《欧洲解体之展望》（The Prospects for European Disintegration)，载于阿斯彭研究所季刊，1994年夏季。

洛克菲勒的国际经济活动虽然规模庞大，但与他的公益事业没有明显的关联。安德鲁·卡内基除了自己参与促进世界和平的公益事业之外，还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频繁通信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是看不出他对重大事件有什么影响，他只是一个可敬的公民，而不是一个能以其经济威力左右国际事务的人物。

而乔治·索罗斯却既有慈善家的使命感，又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在国际事务的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他能把这些优势发挥得更加有效、更富建设性，其成就是完全可能超越他最伟大的前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