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96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民生报》和《欧洲时报》总主笔及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社长陈晓林教授。

在8月30日博览会开幕的当天，陈教授便直奔我社摊位，提出欲就《慈禧大传》一书商谈版权贸易事宜。不巧，我因事耽搁尚未到场。当我从宾馆住地匆匆赶到会场时，陈教授正在耐心坐等，使我十分感动。交换名片后，我们便进行了亲密而坦诚的商谈。

本人既是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又是《慈禧大传》一书的作者，一身而二任，这就为商谈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从商谈中得知，陈教授对《慈禧大传》颇为稔熟，评价亦高，认为该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是一部内容可信、笔法活泼的学术著作。真是受宠若惊。

话题多而杂，我们谈到了共同认识的人和双方了解的事，结果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在有的方面早已进行了成功的合作。

这似乎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

因为情况熟悉，心中有数，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身为学者的两个一把手很快达成共识，当场便签署了版权贸易成交合同。

于是，这部书便呈献在台湾读者面前。

其实，《慈禧大传》出版后，承蒙读者雅爱，已先后再版三次，印到两万余册，销路一直看好。

史学界的同仁们对《慈禧大传》也倾注了热情。

事有凑巧，在1994年12月于福州马尾召开的“洋务运动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围绕慈禧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慈禧的评价问题不期然成了会议的焦点话题。大会因势利导，当机立断地成立了慈禧讨论组。因《慈禧大传》已出版，我理所当然地被分到了慈禧组。

讨论会开始，落座环视一周，参加本组讨论的几乎清一色是晚清史研究的名流学者，如姜铎教授、贾熟村教授、苑书义教授、余明侠教授、林庆元教授和董方奎教授等。

他们在晚清史研究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都是颇有建树的专家。

与会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就慈禧的是非功过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言十分火爆，争先恐后，此起彼伏。

虽争论激烈，但仍心平气和。摆出了各种观点，不能也不必作一种结论。小组会后，专家们出于爱护，推举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那个发言是重申了在《慈禧大传》里我对慈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