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咸丰帝提出扣留巴夏礼是有其原因的。（一）是英方首先破坏了国际准则。英法联军首先劫留天津府知府石赞清作为人质。“该夷因闻大兵欲抄其后路，将天津府石赞清劫留营中不放。” 而巴夏礼是知道此事的，“英夷孟姓带将天津府知府石赞清劫去，当即询问巴夏礼，据称知有此事，唯不肯认错，言词桀骜” 。巴夏礼事实上参与谋划了扣留石赞清的违反国际准则的错误行动。咸丰帝指示“著恒福等一面饬令该处士兵向该夷酋孟姓索取，务令以礼送还，倘该夷不服理谕，仍将石赞清扣留不放，则众怒难犯，势必激而与战” 。显然，英方扣留石赞清为人质，是怕清军抄其后路。因此，英方已首先破坏了国际准则，而参与密谋此事的巴夏礼不但不认错，反而“言词桀骜”。咸丰帝扣留巴夏礼只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报复手段而已。（二）咸丰帝及其大臣把巴夏礼的作用估计过高，误以为只要扣留巴夏礼就可以打败英法联军。扣留巴夏礼后，咸丰帝得意洋洋地预言：“巴酋善于用兵，现在就获，夷心必乱，若更以民团截其后路，可望一鼓歼除。” 怡亲王载垣也踌躇满志地奏道：“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君臣都处在一种胜利在望的昏热状态中。事实上，中国通巴夏礼只是个英军主任翻译。他是英法侵略军政治军事行动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他不是“王”，“擒贼先擒王”的理论在他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认为“各夷均听其指使”，只能说明咸丰帝及其大臣对敌人内情若明若暗，知之甚少。（三）英法侵略军派巴夏礼赴通谈判只是缓兵之计。他们一方面派出巴夏礼来进行假惺惺的谈判，另一方面却不停止地进军。八月三日（9月17日），巴夏礼到通州，再次提出必须进京向咸丰帝亲递国书，并须带兵千名一同进京。巴夏礼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欲逼迫咸丰帝就范。八月四日（9月18日）僧格林沁和大学士瑞麟的奏折说得明白：“初四日，载垣等派恒祺前往马头面见夷酋，行至张家湾以南，即见该夷结队前进，询知该夷尚在河西务，恒祺即已折回。奴才僧格林沁面饬恒祺，令其回禀钦差大臣，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 英法侵略军一边谈判，一边“结队前进”。巴夏礼的谈判成为英法侵略军大举进兵的烟幕弹。谈判掩盖着进兵。既然谈判已无实际意义，不如直接开仗，因而便扣押了巴夏礼。

以上三点便是咸丰帝下令截获巴夏礼的原因。可见，彼时彼地，咸丰帝及其大臣们扣留巴夏礼为人质不是没有道理的。

八月七日（9月21日）咸丰帝发出上谕：

八月九日（9月23日），咸丰帝在北撤的路上又发一道上谕：

谕内阁：留京办事王大臣，著派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义道、全庆著仍在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