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明是典型的傻人有傻福，毕业后分配到老家的粮食局，干了一年多，实在忍受不了行政机关水裆尿裤的办事风格，再加上领导一直看他不顺眼，说某人上学时政治上有问题。说得某人恨炸胸膛，一怒之下写了长达万言的辞职报告，从政治体制抨击起，一直抨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粮制度，最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到了他们科长每天占着茅坑长达半小时的事。在报告的结尾，陈启明庄严地发表声明：“我觉得辞职首先是个良心问题，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粮食局这个破地方，只有白痴才待得下去。”他们科长本来还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一看到这句话，差点气炸了头盖骨，颤抖着四肢签了“同意”二字。就这样，陈启明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

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二十二岁，三十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都不大清醒，想象中的深圳就像天堂，鲜花铺地、美酒盈樽，走路都会踢到金子。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亲切地对他们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这位科长花九百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龙头下擦洗一遍，亮得像许大马棒的盒子炮。

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像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漩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1993年的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本事，也不想吃苦，唯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

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认为村长家的女儿，黄芸芸，有钱且有房子，且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年的分红相当于陈启明当时工资的六十多倍。“她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二十年，从此不再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你说，”陈启明咬着牙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她？”

反方第一辩手韩灵认为陈启明嫁给黄芸芸恐怕会牺牲掉一生的幸福。“你和她会有共同语言吗？”她问，“黄芸芸初中都没毕业，你和她说什么呢？”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她认为陈启明的入赘行为无异于乱砍滥伐、杀鸡取卵：“黄家会一直有钱吗？万一有一天他们家穷了，你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又对陈启明创效益的能力表示怀疑，“就算他们家真有钱，你又能控制多少呢？别忘了，你始终是个外人。”

反方第二辩手肖然认为这桩买卖的成本太高，原因是黄芸芸的皮相实在太对不起观众：又黑又胖，皮肤糙得可以磨刀，一张典型的热带脸，两只外翻的鼻孔，满口茶色的牙齿，一笑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肖然一想起这个就不停地皱眉头，好像黄芸芸就坐在他脑袋上。“就算这些你都能接受——对，关上灯都差不多，眼睛一闭张曼玉，被子一蒙钟楚红嘛，但是，你听说过张曼玉有那么厉害的狐臭吗？”他夸张地比了个呕吐的姿势，“就算你没有意见，你的鼻子也没有意见吗——你到底有没有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