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台湾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生番问题。这个问题最复杂之处在于原住民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

当时大陆移民采取农垦的方式逐步开发台湾，这就与依靠游猎的原住民发生摩擦。出于对原住民的保护，清廷一方面对大陆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对双方进行严格的划界管理。农耕区以大陆地区的统一行政组织管理，番区则保持原有文化与生态样式。农耕民不许擅自向番区拓殖，番民也不许越界到平原农耕区游猎，更不许杀掠行为的发生。同时对番民的招抚与教化工作同步进行，行政组织伴随着这个工作逐步扩展，双方的分界线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化、消弭。接受招抚与教化的为熟番，不接受者为生番。其指导思想则为“蕃民即吾民也”。事实上是一种效率虽低但却极具人文精神和对弱势群体关怀的做法。

但是，伴随着西力东渐，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的开港，商业地区的吸引力大增，形成新的移民潮，对内地番区的开发工作遂陷入停滞。但失事船只的出事地点却往往发生在番区，相应的，难民遭遇生番劫杀的问题就成为清王朝的一个头疼的涉外问题。从而形成了问题的焦点所在。

根据日方及日方保存的琉球官方记录，在1871年的11月30日（明治四年十月十八日），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进贡船，从那霸出发驶往中国。不幸中途遇上台风，一艘幸还，一艘吹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难民69人上岸时3人溺水身亡，实际上岸人数是66人。当时众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很快他们遇到了两个显然不是原住民的中国人，这两个人打着手势告诉众人，在西面有大耳朵的生番，“会砍人头”，只能向南走。起初，众人相信了这两个人，一起南行，可是因为途中这两个人抢夺众人的财物，又说路途遥远，今晚只能在洞窟中过夜，众人产生怀疑，推托洞窟太小，不能入内。两人大怒曰：“如果不听我们的，就什么都不管。”（见日本驻琉球官员报告书）众人遂认定这两个人是匪人，决定改向西走。这一走就很不幸地在明治四年十一月七日早晨误入了高士猾社地盘。当他们看见前方果然出现“大耳朵”生番时，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很快他们就被该社的生番劫掠一空，衣服也被剥光，人则被拘禁并被问讯是哪国人，以便于番民以之与所属国或台湾官府做个交换买卖。不料因为语言不通，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反正问了半天也没问出头绪，于是番民便认为这帮人是无国之人，恐怕没什么价值，就让他们原地呆着哪儿也不许去，以等待进一步发落。但受难者听不懂意思，加之心理恐惧，便在十一月八日早晨逃跑至双溪口，旋即遭到追杀，一场屠戮之后仅12人幸存。其中11人被保力庄杨友旺父子所救，次日另一人也被杨以酒肉换回。

这些幸存者在杨家居住了四十余日，受到相当礼遇。据前引《琉球官员报告书》所称：

停留期间，每日三餐，有蔬菜、咸菜、酱油等。有时也将山芋放在米中一起烧饭。经常有近邻设宴请吃鸡猪酒肴，酒为支那老酒或烧酒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