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说“诗可以兴”，又说“兴于诗”，特别注重“兴”字。夫子所谓诗绝非死于句下的，而是活的，对于含义并不抹杀，却也不是到含义为止。吾人读诗只解字面固然不可，而要千载之下的人能体会千载而上之人的诗心。然而这也还不够，必须要从此中有生发。天下万事如果没有生发早已经灭亡。前说“因缘”二字，种子是因，借扶助而发生，这就是生发，就是兴。吾人读了古人的诗，仅能了解古人的诗心又管什么事？必须有生发，才得发挥而光大之。《镜花缘》中打一个强盗，说要打得你冒出忠恕来。禅宗大师说，从你自己胸襟中流出，遮天盖地。前之“冒”字，后之“流”字，皆是夫子所谓“兴”的意思。可以说吾人的心帮助古人的作品有所生发，也可以说古人的作品帮助吾人的心有所生发。这就是互为因缘。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贫而乐，富而好礼”，其区别如何？前者犹如自我的羁勒，不使自己逾出范围之外，这只是苦而不乐。（夫子在《论语》中则常常说到乐。）在羁勒中既不可懈弛，又经不起诱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反之，既见可欲，其心必乱，这便谈不到为学，这是丧失了自我。然而后者“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自然成就”。夫子之“乐”、之“好”，较之子贡两个“无”字如何？多么有次第，绝不似子贡说得那么勉强、不自然。这简直就是诗。放翁说“文章终与道相妨”（《遣兴》），不然也。

子贡由此而想到诗，又由诗想到此，所谓互为因缘也。牙虽白、玉虽润，然经琢磨之后牙益显白、玉益显润。（犹如苍蝇触窗纸而不得出，虽知光道之所在，尚隔一层窗纸。夫子之言犹如戳出窗纸振翼而出，立见光明矣。）夫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便是生发，便是兴。不了解古人是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是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

首一段子贡与夫子的对话由他事兴而至于诗，次一段子夏与夫子的对话由诗兴而至于他事。

夫子所言“绘事后素”，《礼记》所谓“白受采”也。本质洁，由人力才能至于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美目”、“素”皆是素；“倩”、“盼”、“绚”是后天的，是“绘”；“礼后乎”，诚然哉！夫子所谓“起予者商也”之“起”者，犹兴也。如此“始可与言诗”，此之谓诗也。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此中亦颇有至理存焉。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对于相同之外物之接触，个人所感受者有异。越是好诗，越是包罗万象。“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必此诗——必然。唐诗之所以高于宋诗，便因为唐诗常常是无意的——意无穷——非必然的。

伟大之作品包罗万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鲁迅先生文章虽好而人有极不喜之者，是犹未到此地步。虽然，无损乎先生文章之价值也。正如中国之京戏，“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狄楚青《燕京庚子俚词》其七）。（近代梨园只有谭叫天算得了不起的人物。）

唐诗与宋诗，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所以唐诗易解而难讲，宋诗虽难解却比较容易讲；犹之平面虽大亦易于观看，圆体虽小必上下反复始见全面也。

子贡之所谓“切”、“磋”、“琢”、“磨”，不仅指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又何关乎礼义、绘事也？虽然，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一见圆之彼面，一见圆之此面，各是其所是而皆是。花月山水，人见之而有感，此花月山水之伟大也。各人所得非本来之花月山水，而各自为各自胸中之花月山水，皆非而亦皆是。禅家譬喻谓“盲人摸象”，触象腿者说象似圆柱，触象尾者说象似扫帚。如说彼俱不是，不如说彼皆是，盖各得其一体，并未离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