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国君派孔子学生宓子贱治单父（今山东单县），同时委派自己的两名亲信跟随。上任后，宓子贱让国君亲信担任抄写文书的工作。可每当他们抄写时，宓子贱又派人拉扯他们的胳膊，令两人不能好好工作。消息传到国君耳中，疑惑的他咨询孔子。孔子说：“国君，子贱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把工作交给别人就要信任他。如果干涉太多，工作就做不好!”鲁君一听，对宓子贱完全放权。三年后，宓子贱政绩斐然。

齐国攻打鲁国，即将打到单父，当地乡老们请求县宰宓子贱，发动百姓们把城外的麦子抢收回来，也不分麦地主人是谁了，反正能抢收多少是多少。宓子贱不准，因而有不少麦子没来得及收割，被齐军割了去。鲁国当政者季孙非常气愤，派人责备宓子贱。宓子贱说：“单父一地损失这一点麦子，对整个鲁国来说算不得什么。但如果我放任人们抢割麦子，那些自己没有麦田的人沾了方便，就会形成不劳而获的习惯，那危害的可将是几代人。”季孙听后赞许。

宓子贱卸任单父宰后，接任的是一个叫巫马期的人。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效果不如宓子贱好。于是，请教宓。宓说：“阁下重在用力，而我重在用人。会用力的，事倍功半；会用人的，事半功倍。”

孔子说：“施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此时要用严法来纠正他们；可如果过于严酷，百姓就有可能变得凶暴，此时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用严厉调和轻慢，用宽容协调凶暴。这样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民风和谐。”

俗话说，做事先做人。做人，其实就是经营自己的名声，建立美誉度。商鞅推行新法，唯恐老百姓不相信，于是有一天，他将一根长木立在国都南门，宣布如果有人将它挪到北门，赏金十两。百姓奇怪，无人应命，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两。此时，一人上前按章办事，商鞅立即兑现赏金。从此，老百姓都知道了这位老爷说话算话，商鞅颁布的新法，在秦国畅行无阻。

蜀国有人批评诸葛亮吝于赦免，诸葛亮答：“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所以，先贤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又如刘表父子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唐宪宗时，大将李愬平定蔡州吴元济叛乱后，恭敬地站在路旁，等候宰相裴度。论品级，李与裴差不多，于是裴想回避。李说：“蔡州民风剽悍叛逆，不知上下尊卑已经几十年。我们这样做，就是要显示朝廷的威严、礼仪，使他们以后懂得尊敬朝廷。”裴于是下马受礼。

元大臣廉希宪，某日一高官来访，廉没给好脸色。前南宋书生拜谒，廉殷勤接待。廉弟表示不理解，廉说：“你不懂!那高官是出卖国家和君主投降过来，才有今天的地位，这样的人不值得尊重。而这些书生是儒学的根基，我们这些从大漠来的当政者，如果不重视他们，儒学就将灭亡!我能不把他们当做座上宾吗？”

西周初年，姜太公受封于齐地，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于鲁地。太公到藩国后，无为而治，因陋就简，五个月后就到镐京述职。而伯禽到鲁地后，移风易俗，极力推行周礼，三年后才到镐京述职。辅政的周公说：“齐国行政简易，这样老百姓就会亲近君主，归顺君主，国家才能强大。但礼节简陋，人无恭敬之心，齐必有篡位之臣。后代，鲁国必将臣服于齐国，但其国祚会比齐长。”果然，之后鲁国一直遭受齐国欺辱，但齐国于中途被田齐所取代。

春秋时，鲁国国相公孙仪爱吃鱼，官民为投其所好，纷纷向他进献。但仪统统拒收。仪弟不解。仪说：“如果接受，以后我就不能秉公执法；不能秉公执法，我的相位就不能长久；相位不能长久，有谁还会给我鱼？不接受，虽然少吃点，但能长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