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著作作基石

钱穆先生1949年到香港创建新亚书院之初，有人称“桂林街时代”，校舍简陋得很，真正筚路蓝缕。后来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先是在九龙城嘉林边道租了第二校舍，后来选了土瓜湾农圃道一段地面，自建新校舍，为此曾举行隆重的奠基礼。

学校奠基，自有知识和文化特点，新校舍奠基礼上，一只铁函被放在了奠基石下。铁函里装进了一些书刊，如四书五经、《旧约》、《新亚学报》、《新亚概况》等，钱穆先生的著述《国史大纲》和《孔子与春秋》也放在里边。另有耶鲁的赠书，以及《中华民国全国地图》、《香港地图》，还有一幅中华民国国旗。

搬到农圃道后，新亚书院开始有了独立的图书馆，买书经费也多了。钱穆请来好友沈雁谋当图书馆馆长。沈氏不负重托，为增购古籍，拓展书源，他联络了一些专门搜集大陆流入香港的线装书的书商。在大陆当时的极“左”思潮中，线装书属于封建、落后、腐朽、反动的书籍，大量清除，扫地出门。这种情势，成了沈氏搜求和购入古籍珍本的大好机会。

曾在新亚读书的苏庆彬在《七十杂忆：从香港沦陷到新亚书院的岁月》一书中回忆说：“今天新亚研究所藏有的珍贵的线装书，大都是沈先生经手购买的。据说，沈先生在大陆家里所藏的书籍，也流散到了香港，他还亲自看见过。新亚图书馆能获得那一批珍贵的线装古籍，沈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新亚教授牟润孙先生藏书不算多，却有些善本。牟先生去世后，其夫人因生活困难，有出售丈夫藏书之想，被苏庆彬劝住，并建议找人编出书目，日后或捐赠学校，或整体出售，都能保存得比较完整，以免星散。后来这批藏书到了美国，集中陈列于一间指定的图书室。

另一位新亚教授严耕望先生，因离世突然，对身后事未作安排，包括藏书。他的夫人做主，把其中一套《石刻史料丛书》送给了曾经替丈夫抄过书稿的女士，其他书则未管太多。严先生有儿女各一，男读理科，女读商科，都用不着其父的文史典籍。他们将父亲的藏书整体捐给了台湾中正大学，以资利用。

程兆熊先生也曾受邀到新亚书院，讲授《论语》、《孟子》等课。1960年2月15日，他和唐君毅夫妇、谢幼伟教授同游九龙新界沙田净苑及元朗山归来，开始写《大学讲义》一书。经半月伏案，始得完稿。因待出版，遂写“前言”。此前言落笔于“程兆熊于香港九龙农圃道六号”，其中地点正是新亚书院院址。有趣的是，该书版权页上注明的“香港代售处”，即是“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询问处”。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2011年5月底，因事到香港。公务之余，往旺角一带，到书店比较集中的地方寻访旧书。在奶路臣街的学津书店里，见到程兆熊先生的著述多种，《大学讲义》之外，还有《中庸讲义》、《春秋讲义》、《礼记讲义》、《论语复讲》、《孟子新讲》、《庄子别讲》等，都是写于新亚书院。翻阅纸色泛黄的旧书，悬想钱穆先生创办新亚的艰辛，又在书的前言里读到了程先生对远方母亲的深长思念，内心滋味杂陈：自己站的这个地方，离当年为建新亚校舍举行奠基礼的地方不是很远。当年埋在基石下面铁函里的那些书，应该还在。如今手里捧着的这些书，应该和铁函里的书有丝丝缕缕的无形牵挂。它们共有文化生命的温热和传递，一方若呼唤，另一方应能响应，合成同一频率上的音律。

心里有个声音：把这些书带回家吧。家里书架上，厚厚的《新亚遗铎》已经站在那里多年。请这几本去和它团聚，不是件很相宜的事情吗？

一边交钱，一边指着版权页上“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几个字问书店老板：“您知道这个地方吗？离您这个店应该不远。”他的书店号称“专营文史哲书籍”，又说这个店已开了三十多年，有点历史了，总该多少知道点钱穆先生、知道点新亚书院吧。结果让人失望，他看了看，摇头苦笑，实在是不知道。

看着他脸上的歉意，还是表示了感谢。毕竟，在他的店里买到了曾属于新亚书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