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眼里的书桌是个家园，书桌上的笔墨纸砚各有情绪，他需要理顺各方情绪，形成安静的秩序，才能书写《庄子》论文、准备讲义、翻译情诗、刻章治印、设计校徽和书籍封面??这显然是个书生的世界。即便到后来的昆明时期，闻一多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一位知名教授。《云南晚报》报道学生“旁听之风极盛”的时候，举例说：“旁听者最多的课程，是张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闻一多教授的楚辞、傅恩霖教授的日文??”

华罗庚曾回忆说，民盟成立前后，闻一多正陶醉在古书的纸香中，写了一大堆“伏羲考”。1942年初，西南联大发生了“倒孔”运动，闻一多是个旁观者。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他有过合作，为地方行政干部培训班讲“神话及中国文化”。

《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载，1942年底，闻一多与儿子谈蒋介石，认为“此人一生经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他甚至曾于1943年5月与朱自清商量加入国民党。直到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他才开始表示对其人其政的失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闻一多终究托命于文化，对文化的溃败有特殊敏感。

闻一多开始反思，觉得“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他写信给臧克家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此后，闻一多书桌上，新添了《联共（布）党史》、《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之类的书籍。面对民主周刊社的朋友，他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

1944年秋，闻一多经罗隆基、潘大逵（一说吴晗）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有人劝阻他，理由是“没有加入的必要”。闻一多说：“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作此想的闻一多，自然不是要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只是为治中国文化病灶，暂时放下故纸。黄裳《故人书简》中，有一段吴晗回忆闻一多的话：“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前面，两个小杌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来，却没有新东西补进来。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书，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

李方桂的语言天才

作为一位语言学家，李方桂一生学了多少种语言，未见到完全统计。从《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可知，他读中学时学了英语，读清华大学时学了拉丁语和德语。读密执安大学时，由英语、法语扩展到整个日耳曼族语言。读芝加哥大学时，学了印欧语言中的古波斯语、袄教经典语、梵语、古斯拉夫语、立陶宛语、美洲印第安语，后来又学会了泰语、暹罗语??横向扩展的同时，他还作纵向延伸，如英语的古英语、中古英语，日耳曼语的最古老支系哥特语、中古高地德语、古挪威语，古意大利的奥斯肯语、翁布里亚语??李方桂说：“我努力在这些领域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