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走亲戚，有血缘、血亲关系的宗亲是第一要考虑的；二是礼节性的拜访，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三是感谢性的拜访，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如律师、医生等）就要买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意；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象一般是左邻右舍的街坊，没有过多礼节。

拜年中由近及远展开的人际关系，正是传统社会建构的基本形式，体现着“亲亲”和“尊尊”原则。拜年的次序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红包文化也是如此。全球七大洲，凡有华人的地方，红包文化都赫然存在，并堂而皇之。旅居海外的华人返乡省亲祭祖时，例行都要给亲友族人送红包。由于人有亲疏，礼分厚薄，所送出的红包也就有大、中、小三档，见什么人发什么红包，这也是红包文化的一个特征。

大千世界之中，人情最多也最重，有人情味也成为中国人的一大心理特性，而过年，是中国人人情的一次集体井喷。一盘饺子、一张福字、一身唐装、一席盛宴，让过年变成一次寻根之旅，团圆之旅。

在历史上，对拜年这个人情学钻研最深的非曾国藩莫属。曾国藩是一个道德修为颇高的人，他对人际关系学的研究极为透彻，并且也做得很好。踏入仕途以来，一路从乡野平民走向二品大员，可以想象期间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多么复杂。面对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曾国藩的交际手腕非同一般，从拜年就可略知一二。

道光二十一年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祝大典。之后回到家中，拜见父亲。然后就出去到各处拜年。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也多是朝中的大官，多在内城居住。这是曾国藩关系网的第一个层面。拜完老师，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南同乡，这其中不仅包括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湖北籍的。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据《曾国藩日志》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这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不同层面的关系，曾国藩交往的原则有所不同：对师长辈，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对乡辈同僚，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保持距离，不过分亲近；对同年，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从曾国藩拜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对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视，而且把握得极有分寸。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的确让人佩服。

由此可见，拜年这一特殊交际方式的重要性。拜年，在过去有很多繁文缛节的技巧和讲究；现如今虽然一切从简了，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技巧要把握的。

选择合适的时间

选择合适的时间，乃拜年的第一要素。由于平时劳碌，年节期间人们一般起得较晚。若过早登门拜年，往往让主人措手不及。有人喜欢选择晚上拜年，一坐好几小时，也难免影响主人休息。做客逗留时间一般以半小时至40分钟为宜，这样，既不失礼貌，又不影响主人接待其他客人。

送礼物要得体

给长辈、教师、师傅拜年时，应适当带点礼物。礼物既不宜太昂贵豪华，又应能“拿得出手”。捧上一束鲜花，送上一张精美的卡片，近年已成为都市现代人浪漫温馨的拜年方式。拜年礼物还应讲究卫生。比如，别人送给自己的糕点，一般不宜转送他人，否则食品在“旅游”中难免会腐烂变坏。此外还应注意节俭。

要讲吉利话

拜年时，邻里相坐，同学相逢，朋友相聚，皆应“过年言好事，出口称吉祥”，纵然平日有所积怨，亦不应提起，至于聊侃时不谈粗俗之事，不讲无聊低级话语，就更是常识、常理了。

中国古代的“人情社会”里，包括拜年在内，许多活动都是按照“圈子文化”的规则进行的。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但真正拜年送起礼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并不只有过年送礼才能表现“礼尚往来”，一个电话、一个祝福、一次拜访都算拜年。在此过程中进行良好的沟通，建立密切而不是亲昵的人际关系，比千金万金都来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