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马勒到柏林和德累斯顿旅行。他写给我很多信，这使他和我都绞尽不少脑汁。但到德累斯顿时他让尤斯汀娜随后赶去，他也用这样的问题来伤她的脑筋：“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该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结婚吗？”“他这样做对吗？”“秋天该和春天锁在一起吗？”

尤斯汀娜是一个观察犀利的人，她偶尔地说道：“不，不。”她像是一个西里西亚的上尉形象，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对自己会是怎样的沉重。

马勒在稍后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称，他要在我母亲那里向我求婚，因为他在返归时会立即被当作儿子那样受到接待。但在他到达之前出现了第一次巨大的冲突。我当时给他写信说，这次我不能继续写信了，因为我还有工作要做（我指的是我的谱曲，它们迄今为止对我来说就是生活）。这使他发起火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对我而言，有什么还比给他写信更为重要的呢。他寄给我一封长信，在信中他禁止我继续谱曲。他这是对我做了什么呀！

我哭了整整一夜。清晨我泪流满面到了母亲身边。她对马勒的这个想法感到惊愕，她是那么喜欢马勒，可她严肃地劝我，解除我同他的关系。她的这种斩钉截铁的态度使我恢复了理智。我平静和镇定下来，最终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向他表明并答应他提出的都会得到兑现——我履行了我的诺言。

在他再见到我之前，他的仆人前来取我的复信，因为他给我写了信，称不这样他就不能安下心来。我激动地迎向他的仆人。我的信交给他，但他也带来了一封马勒的信，在信中马勒— —我从信中看得出来，他好像已经变得不安了——把他的要求和缓下来。下午他来了，愉快，自信，十分可爱。在这个时刻一切乌云都已散尽。

乌云并没有散尽。那时我埋葬了我的梦想，或许这样更好。我具有的创作才能可以在另一个更伟大的头脑里得到充分发挥。但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伤口在灼痛，它从没有痊愈。

在这段时间，我的继父莫尔来了，他对事情一无所知，他说：“阿尔玛，我觉得好像马勒对你感兴趣。我们必须谈谈这件事。”我坐在钢琴旁的一把转椅上，来回地转动并盯住他的面孔。他到现在除了“感兴趣”之外，真的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这是真的吗？他平静地继续说道：“对你来说，他恰恰不是我所希望的一个人。他年纪大，负债，就我所知，他还有病，他在歌剧院的职位已岌岌可危…… （十多年了， 一直到他离开，在维也纳一直有这样的传闻，可在他离开时，却恰恰是在这些谣传已经平息下来的时候。）他也不英俊。他也从事谱曲，可没搞出些什么名堂来。”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只好摇摇头走出了房间。

现在马勒每天都来，一直待到深夜。那个时间已不再有汽车了，他得经常步行，从霍恩瓦尔特直走到雷恩大道。可他不觉得有什么。他唱着歌，吹着口哨走完这条路。

有关我们之间的关系马勒一直对他的妹妹保持沉默，因为他害怕她的嫉妒会带来不快。有一次他们一起饭后散步，他们到了环形大道。马勒向一位先生致意，他的妹妹认出了是画家莫尔，前不久他们在一起时认识了此人。她说：“这个莫尔是一个特别有同情心的人！”马勒一语暴露了自己：“这是她的父亲，你还会认识她的母亲的！”

尤斯汀娜把谜解开了。她感觉到，在这持续夜间迟归的后面只能是隐藏有一个女人。但是虽经热切地观察却猜不出个所以然来：“是谁？ ”慢慢地她知道了真相。在我按照马勒的愿望为她安排一次拜访之后，他就把她带到霍恩瓦尔特我们那里，但这次访问进行得独特和不尽如人意。马勒逐渐地也认识了我们的朋友，在这中间他特别与画家卡罗·摩泽尔和台奥巴特·波拉克十分投机。在我们那里的一次晚间聚会之后，在一同回家的路上，他对他们说，当他第一次到我那儿时，感觉好像从郁闷的房间走出，突然进入清新的空气之中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