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与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晚上起，就开始了一场对我的真正猎捕，直到马勒从歌剧院卸任才算结束；虽说在最后的几年，在仇恨的灰堆里还只剩下一些小火花在闪闪发亮而已。但那时候马勒与我的关系十分密切，所有这些破坏捣乱行为都毫无效果，这些人得到的惟一结果就是马勒完全与他们脱离开来。当时他指挥了多场演出。由于我们信赖的朋友中某一个人的泄露，突然所有报纸都刊登了我们订婚的消息。在报纸上用大字登载了这则消息之后的那个晚上，我们正在歌剧院。我非常激动，非常害怕，即使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在这几天我羞于到街上去，怕成为所有目光的目标。马勒走到指挥台上，响起了几分钟长的掌声，这迫使他安静地站在那里，一再地躬身致意，这种掌声是观众对订婚的一种祝贺方式。

1 月底首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火荒》。保琳娜·施特劳斯坐在我们包厢里看了这场演出。整个演出她都在咆哮发火：没有人会喜欢这部赝品，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这样做就好像我们喜欢它似的。但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里面没有一个自己的音符，所有的都是偷来的，从瓦格纳那里，从好多其他人那里，甚至是从席林那里（她称他“马克西”），在她看来这个人远比她的丈夫可爱。一句话，她大发雷霆； 我们装出一副傻样子，避免说话或说她讲得正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发起脾气来会突然把一切都加以歪曲，借我们的嘴把她的话喊叫出来。演出后——马勒并没有指挥这场演出，他对这部作品心怀畏惧—— 我们大家要去哈特曼饭馆。但这件事推迟了。施特劳斯在没完没了的躬身致意之后，志得意满地来到了包厢。

“呐，保克瑟尔[1]，你对我的成功怎么说呢？ ”这可有好瞧的了。她像一个野猫似的跳到他跟前：“你这个小偷，竟敢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跟你走在一起，你太恶劣了。”马勒看不下去了，他把这对夫妇推到他那间大型的工作室里，而我们在邻室等待这场争论的结果。里面传出咆哮声，感到不快的马勒敲打房门，向里面喊道：“我们不再等了，要先到饭馆去。”房门打开了，施特劳斯跌跌撞撞地冲出来，保琳娜跟在他的后面。“现在你去好了，”她喊了起来，“我回旅馆，今晚一个人留下。”施特劳斯请求说：“我可以陪你吗？”“跟在我后面，离开十步远，若不就不要跟着我。”她说完就走，施特劳斯恭敬地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我们一声不响地先去就餐。不久施特劳斯来了，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他坐在我旁边，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妻子经常粗暴无礼，但您知道，我已经习惯了。”那天晚上施特劳斯也在我的眼里露出了原形。就餐期间，他脑子里除了“钱”不想别的。他不断地折磨马勒，在算计版税，巨大成功是多少，中等成功是多少，整个晚上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或把它夹在耳朵上，好像在开玩笑，一句话，他的举止像个样品代理商。乐队长弗朗茨·萨尔克悄悄地对我说：“可悲的是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一丝不苟的正经事。”他到处都在考虑他的利益，是一个交易所的投机者，是歌剧院的剥削者，一个坦率的物质主义者，而且变得越来越甚。我看到普菲茨纳和勋伯格站在他左右，是赎罪的隐士，他在中间而立，是一个世俗的人。

[1] 施特劳斯对保琳娜的一种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