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博学多才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仅仅再过20年，机器可以从事“人类能够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世界就会到来。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盲目乐观的情绪下提出的某一类观点，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耕耘了30年的费鲁奇现在言论更加谨慎的原因之一。费鲁奇指出，计算机技术正大步向前。准确识别模式的能力越来越令人瞠目。机器学习，连同方兴未艾的对学习过程起到辅助作用的人机交互技术，预示着更多的根本性进步将会出现。“机器预测技术的发展将表现为指数曲线，而我们现在算是处于曲线的底部。”费鲁奇说道。

但是，“哪两位俄罗斯领导人互换了工作”和“两位俄罗斯领导人还会互换工作吗”这两个问题存在巨大的差异。前者是历史事实，计算机可以查到。后者需要计算机运用丰富的知识来推测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意图、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性格和俄罗斯政治由此引发的变动，然后整合所有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人类总是在做这样的判断，但这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也就是说，这样的任务难度超级大，所以说，人的大脑不可思议。即使计算机的能力正在飞速提升，超级预测家所做的那种预测对它来说仍然遥不可及。费鲁奇也不能肯定地说，“主观判断”这种事物总有一天会被送进史密森尼博物馆作为陈列品。

机器也许越来越擅长“模仿人类的思想”，进而更好地预测人类行为，但是，“模仿、反映思想与产生思想是有区别的”，费鲁奇说。思想这片空间将始终是人类的主观判断的私有领地。

在预测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将继续目睹人类的主观判断被逐渐取代，最终让白领们惊慌失措。但我们也将见到越来越多的联合体，例如在“自由式国际象棋”比赛中，人类与计算机组成参赛队伍，人类利用计算机无可争议的力量，偶尔也会盖过它的风头。结果，联合体（有时）能够击败完全由人类或者机器组成的赛队。我们要重新定义人类与机器的二分法，因为加里·卡斯帕罗夫和深蓝计算机的联合体也许比纯人类或纯机器形式更具活力。

费鲁奇认为权威模式将会过时，因为它令许多政策辩论显得如此幼稚可笑：“你用善辩的保罗·克鲁格曼作为例子，我就以不爱辩论的尼尔·弗格森来反驳你；你提到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我则以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博客驳斥之。”费鲁奇看到了这长长的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线亮光，他认为，过去人们倾听某些仅仅因为其主观判断而知名的专家的建议，今后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见”。人类的思想受到自身心理缺陷的困扰，这个事实只是在过去10~20年才得到广泛认识。“所以，我想做的是让人类专家与计算机相结合，以克服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偏见。”

如果费鲁奇是对的（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未来我们必须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预测与主观判断结合起来。所以，现在是严肃对待这二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