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马成义训话后的四五天时间里，是整编。

我们要随骑兵师出关抗日，已不容置疑了。

我们私下召集了个党员和干部骨干会，面对突变的形势统一思想。

补充团成立不久，我们就秘密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我记得成员有吴希圣、程子和、谢雨亭、齐闯和我。吴希圣是支部书记，在我们当中职务最高，是一个师的副政委，在率一个团增援高台董振堂时遭伏击被俘。其他几个人，除了齐闯是排长外，都是营团干部，程子和是七十八团团长，谢雨亭是总供给部总务科科长，我是八十九团政委。那时候干部年轻，营团长也就是二十出头，像我这样的算是老的了，我当时是二十四岁；师以上干部大都也就二十六七岁，三十来岁的师职干部就是老资格了。干部穿着也和战士一样，尤其经过河西一路苦战，敌人抓到我们时，不论干部战士，都是一身褴褛，单看表面，根本弄不清哪个是官儿哪个是兵。那时候，战士里倒有岁数大的——四十多岁的伙夫马夫，二十八九、三十多的老兵多的是。马家军抓到我们后，想找出其中的“大官”向蒋介石和马步芳要赏，常把一些胡子长的、长得老相的拉去审问，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闹出不少笑话。好在红军中很少有变节的，不然出个叛徒一指认，我们这些人就全完了。

当然，被马家军抓去后，也出过个别败类。据说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马家军杀害，就与一个变节的战士有关。西路军失败后，孙玉清带着十几个人在祁连山腹地向西转移时，在草岭大坂的三道沟与搜山的肃州民团遭遇，一场激战后，孙玉清因手枪子弹打尽被俘。肃州民团将包括孙玉清在内的五六个被俘红军押往肃州，交给马步芳自编的暂编骑兵第二师师长马忠义。当时马忠义并没有特别重视民团从深山里抓来的这几个脏不拉几的俘虏，派部下随便审问了一下，就关了起来。孙玉清在被敌人审问时用的是化名申永明，身份是伙夫，敌人并未在意。（我们被俘后，几乎都用了化名，我的化名是张角，借用黄巾军首领的名字，身份是连队文书。）一天，孙玉清和其他几个被俘红军在操场背砖时，恰巧马忠义从旁边走过，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传令兵走过孙玉清身边时，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喊了一声“孙军长”。孙玉清停住脚步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了那个传令兵一眼，觉着面熟，却想不起是谁，在哪里见过。原来喊“孙军长”的那个传令兵是红九军勤务连的一个战士，古浪被俘后，马忠义看着他乖巧伶俐，押了几天，叫来给自己当了传令兵。听到有人喊“孙军长”，正在走着的马忠义停了下来，回头看了孙玉清一眼，笑着说了声“好大一个伙夫”就走了。接着，马步芳操纵的《青海日报》以《共军匪首孙玉清被俘》醒目标题刊出这则消息。几天后，马忠义回青海西宁见马步芳，孙玉清被五花大绑着带到了西宁。马步芳电告蒋介石后，蒋介石大喜，即电令马步芳“务要善待，促其回头”。马步芳得令后，对孙玉清以上宾待之，以高官金钱美女相许。孙玉清不为所动，每次与马步芳会见，非讥讽，即痛骂。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蒋介石见其终难“回心转意”，密令马步芳“果断处置，免留后患”。马忠义即派人将孙玉清杀害在西宁东关大街俊德店的马槽里。那个喊出“孙军长”的传令兵之后也没了下落。解放后不少原西路军的人提议当地政府追捕那个人，但始终没有找到。（也有另一种说法，那个战士喊出“孙军长”是下意识而为，并非有意出卖，但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人都不敢苟同。）

在补充团，没有出现过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