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以东二百多里的安定城，我和我们步兵营的营长马步旗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冲突。那次冲突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不但没有受责罚，还得到了提升，当了骑兵第四旅步兵营第一连第一排的排长。在此之前，排以上军官全是马家军的人担任，我是“原红军”中担任“官儿”的第一人。

更重要的是，这一任命，使我有了更多机会，去接触上自旅长马成义、下至一般连排长这些在骑兵第四旅中掌权的各级军官，并以我们的行为原则去影响他们。这种沟通和交流对我们日后出关联手抗日至关重要。

我们是在大白天进的安定城。那天刮着小风，太阳蒙着一层灰尘，雾蒙蒙的，像个没有烙好的烧饼。

安定城有一千五百多户人家，在甘肃是个不大不小的县城。城四周有完整的城墙，城墙用黄土夯成，两丈多高，隔一段有一道砖砌的水道，东西南北城上各有一个城门。我们是从南门进的城。进城后的第一感觉就是破旧和荒凉，满眼土黄，像是一座刚从地下挖出的废墟。树虽然很多，但由于是冬天，光秃秃的枯树摇出来的只是凄凉和伤感。

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只有几个看起来像是乞丐的人在游荡。家家户户的房门都紧闭着，商铺也没有一家开门。街道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破轱辘牛车，平时摆吃食的桌子，条凳，一个碾盘，两个石滚，马槽，骟驴桩，芨芨草编的筐子……它们像是陪葬的古董，在那里静静地搁置了几十年几百年，等着死去的主人享用。只有“扑棱棱”飞来跳去的鸡和“汪汪”叫着的狗在提醒你，这是座活着的小城。

过了黄河，已经走出了“二马”的领地，但对“过队伍”的恐惧还在向前延续……

我们（这个“我们”是对骑兵师的统称，既包括马家军，也包括我们这些“原红军”）进城后，号房子的号房子，找粮食的找粮食，抓夫的抓夫，只一刻时间，安定就“活”起来　了，“热闹”起来了：鸡飞狗跳墙，娘逃儿上房，哭的、喊的、叫的、骂的……，整个县城笼罩在一片嘈杂中，一片恐怖中。

尽管一进城，上边就命令我们去号房子找粮食，但我们步兵营除了几个当官的，都直呆呆地站在街道上。再一次身临其境，感受到的不仅是马匪的“匪气”，还有和他们站在一起时的肮脏。我们像被施了定身术似的，直呆呆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动一动——那是一种已经融入了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营长马步旗站在东街口上挥舞着胳膊，向我们大声喊着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听见，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

见我们没有动静，马步旗牵着他的黑马又跑了回来，在离我们十来步远的地方用马鞭指着我们喊道：“你们还傻待在这里干啥呢？再不抢，就没有咱们睡觉的地方了！”

抢！

咱们！

咱们？

——这是咱们吗？

一种同流合污的受辱感立刻蹿上我的心头。我迎着马步旗走过去，看着他，说：“我不抢，我们不抢！”

马步旗愣了一下，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目光打量着我，看了一阵，问：“这……又咋了？”

我笑了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抢！”

“为啥呢？”

“那是祸害老百姓的土匪行径！”

马步旗重复了一句：“……土匪……”

我想着马步旗这下该发火了。我盯着他，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出乎我的意料，他并没有发火。他也笑了一下（是那种暧昧的笑——不解，迷惘，质疑，自嘲……），说：“当兵吃粮，天经地义，自古到今，你见过哪家队伍打仗，把粮扛在肩膀上，把炕背在脊背上？这样的队伍你见过吗？”

我说：“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