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隐达顿时脑子嗡嗡作响，胸口怦怦儿跳。他明白陶陶的意思，可他却想起了另外一个姑娘。那是他的大学同学肖荃。大学四年，他处得最好的女同学就是肖荃。同学们都把他俩看作一对儿，但他俩谁也没点破那层意思。快毕业的时候，他每天晚饭后都同肖荃在校园里散步。离校前的那个晚上，两人依然在一起散步。深夜分手时，肖荃突然把个纸条塞进他的手里。望着肖荃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楼道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纸条，就着昏暗的灯光看看，原来是她家的通讯地址。关隐达听肖荃无数次说起过她的家乡，一个灵秀得有些精致的小县城。当时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分配在哪个单位。关隐达家住乡下，通讯不太方便，也就没有把地址留下。他只清楚自己大致的分配去向，却不知道到底会去哪个地方。

关隐达回到乡下老家，照着肖荃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去。可是，直到他来西州地委报到，都没有收到肖荃的回音。半年以后，已是冬天，一个寒雨纷飞的星期天，肖荃突然敲开了关隐达的宿舍门。两人愣了片刻，猛地抱在了一起。肖荃只顾着哭，半天不说话。关隐达到现在都还想不清楚，两人后来不知怎么就吵起来了。好像是肖荃怪关隐达没有写信，关隐达却说他的信泥牛入海。深夜了，关隐达要送肖荃去招待所。肖荃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只是坐着不动。两人就坐了个通宵，一会儿和好了，一会儿又争吵了。

第二天，关隐达红着眼睛上班去了。谁知一到办公室，张兆林让他去县里调研。他急了，撒谎说想回宿舍取件衣服。张兆林说又不是大热天，一两天就回来了，取什么衣服！汽车已发动了，停在办公楼外，轰轰地响。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车。说是一两天，哪知他一走就是四天！

那天关隐达从县里回来，赶到地委机关天已黑了。他在宿舍楼前下了车，几乎有些惶恐往自己的窗口望去。天哪，黑的！暮色之下，他飞也似的跑上楼去，急急忙忙开了门。屋里没有任何动静，他不敢开灯。他关了门，独自在黑暗中站了好一会儿，才拉亮了那盏六十瓦的白炽灯泡。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肖荃已经走了。

肖荃等了他多久，关隐达至今不知道。只是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没了肖荃的消息。去年突然接到她的信，却是她的婚礼请柬。关隐达没有出席她的婚礼，他做着陶凡的秘书，不可能请几天假赶到北京去。肖荃远嫁北京，她的丈夫是位做经济研究的学问人。

关隐达把陶陶的纸条小心放进包里。深夜回到房间，他写了封信，照着地址发到陶陶陶学校去了。他发的是快件，陶陶赶到学校，信也到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不了多久，陶陶同关隐达通信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他们碍着陶凡的威严，不敢议论这事儿，私下里却把关隐达当作地委书记的乘龙快婿了。似乎只有陶凡不知道这事。可是有天，陶凡突然问关隐达：“这几天有陶陶的信吗？”关隐达慌了，支吾道：“有，有哩！”陶凡笑笑，说：“这孩子，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望着陶凡的笑容，关隐达心里暖暖的。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关隐达感觉自己同陶凡血脉相通了。陶凡就像自己的父亲。

半年以后，年底了，省纪委来了个调查组，不同地委打招呼，住进了新开张的桃园宾馆。陶凡听说了，觉得有些不祥。 但他装聋作哑，不去理会。心里没鬼，怕什么呢？又怕是冲着别的地级领导来的，心里就挨个儿猜着，还真拿不准谁会有什么问题。

过了几天，省纪委调查组才同陶凡见了面。他这时候才知道，改造招待所的事还有人揪着不放，后来又加了件改造机关宿舍的事。陶凡不愠不火，调查组问什么就答什么。调查组的人说话注意方法，尽量不提陶凡本人，只说西州地委如何。陶凡却屡次表明态度，说他个人要承担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