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正好想回去看看父母，就一同去了。两人回到西州城，在街上买好花圈，直接奔灵堂去。理事的都是地委办老同事，见了关隐达，免不了客气。可毕竟在办着丧事，不便热乎，就握握手，脸上露出说不清的表情。陈永栋两儿一女，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不怎么懂礼数，倒是躲在一边。等地委办的人叫他们，才过来同关隐达握手。关隐达见了他们那漠然的样子，说不出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只说陈老书记是个好人。围观的人很多，都在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追悼会得下午举行，关隐达同陶陶就先回爸爸家看看。关隐达打发司机去宾馆休息，自己同陶陶步行上山。桃岭的风更猛，吹得人不能张嘴呼吸。陶陶背着风，说：“有人说陈老留下了很多钱。”

“你怎么知道？”关隐达迎着风，大声问。

陶陶退着走，说：“你在同人打招呼，我听别人议论。”

只有妈妈在家，爸爸还没回来。妈妈见两人冻得脸都红了，忙开了空调。

“真是个怪老头！”妈妈说起了陈永栋。

陶陶问：“别人都说，陈老存下了很多钱。”

妈妈说：“你爸爸同我说过，是真的，有四十多万。陈老留下遗嘱，这些钱全部交党费。”

陶陶说：“老人家境界倒蛮高啊。”

妈妈摇摇头，说起事情原委。陈永栋好可怜的，死了几天，才有人知道。他平时独来独往，儿女又不在身边。有位老同志突然想起，好久没见陈老清早舞剑了。他觉得不对劲，就报告了地委办。地委办派人撬开门，发现老人家安详地睡着了。幸好是冬天，不然尸体都不行了。陶凡听说了，马上带着吴明贤赶了去。地委办的同志正在清理陈老的遗物。有人从床头搜出张纸条，皱巴巴的。打开一看，竟是陈老的遗嘱。字歪斜而粗大。

我的遗嘱

一、我终身积累的钱共四十五万元交党费。

二、我的辫子要剪掉，理光头，干干净净去见马克思。

三、我的儿女肯定要争我的钱，不能听他们的。

陈永栋某年某月某日

陶凡接过遗嘱看了看，嘱咐在场的人说：“这份遗嘱，请同志们务必保密。”

陶凡马上约见了张兆林等几位在家的领导。陶凡说：“陈永栋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我个人意见，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

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陶凡有何用意，却都不说话，等着陶凡说下去。陶凡有些激动，沉默片刻，才说：“陈老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连自己的子女进城都不准。老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个人意见，把五万元零头交党费，也算顺老人家的心意，其余四十万还是给他自己儿女。党不缺这几十万块钱。”

张兆林带头表了态：“我同意陶书记意见。”

有人提出疑问：存在法律问题吗？

陶凡说：“好在遗嘱方面立法暂时还是个盲区。我觉得这样处理，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会理解我们的。”

说完遗嘱的事，陶凡又让张兆林留一下，说：“兆林，关于陈老去世的情形，你同吴明贤打个招呼，要他告诉同志们，不要议论。陈老是建国后西州首任地委书记，晚景如此凄凉，传出去影响不好。维护党的威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安慰陈老家人，我考虑把丧事尽量办得像样些。可以简朴，但规格要高。最近上面有新规定，地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去世，遗体可以覆盖党旗。我建议，追悼会上，陈老遗体要覆盖党旗。平时这边都是火化以后再开追悼会，陈老就破个例，开完追悼会再火化吧。各部门和县市都要送花圈，各单位得派领导参加追悼会。”

张兆林点头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让吴明贤把灵堂布置得像样些。”

“对对。遗体周围要放些鲜花。兆林，你让吴明贤赶快拟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吧。我任主任，其他你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