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这样一笔老账翻出来，不是跟欧老先生过不去，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警后世。

关键在于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臣民，应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还是应把对国家的忠诚放在第一位？是“君”重于国？还是国重于“君”？

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封建专制家天下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历朝历代的臣民，基本上也都是这么看的。忠于君就是忠于国，忠于国就是忠于君。皇上与国家是不可分的。皇上是圣君，要拥护他。皇上是昏君，是胡作非为的暴君，也要拥护他，因为他就是“国家”。

不错，孟子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他还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离娄篇》)在孟子看来，只有在君主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才应把他看成国家的象征，否则就要批评他。批评他他不听，就把他“易位”，也就是赶下台，换个人来干。而像纣王那样的暴君，杀了他，也不是什么“弑君”，只不过宰了一个“匹夫”而已！

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有如此先进的民本思想是非常难得的。可惜，尽管孟夫子的著作，在封建时代也被列为“四书五经”之一，可他书中所表述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没有得到统治阶级，或说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发挥。不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审查“教科书”时，看到了孟子的这些话，还十分震怒，不仅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掉，还声言：“这老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他不可！”朱元璋在世之年，通用的《孟子》读本，一直通用删本。

在整个封建时代，我们实际上走的一直是一条“社稷为轻，君为重”，诚惶诚恐，甘为帝王做奴才的路子。

这也就是欧阳修劾了狄青之后，为什么没人出来批欧，为什么没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的根本原因所在。

说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导是不错的；然而，同样不错的是，产生旧意识的旧的社会制度灭亡之后，旧的意识仍会继续存在一个很长很长时期。

帝制被推翻了，民国了，皇帝不存在了，但把忠于某个个人，看得重于国家的仍然大有人在。周佛海的名言就是：对于领袖“信仰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做到盲从的程度”！与他同时的一个大特务也说过：“哪怕我们的领袖是王八蛋，我们也要服从他！”应该指出的是，这不是个别人的奇言独行，实际上很多官场人物都是这么做的。

即使在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共产党队伍中，也难免这种旧意识的侵蚀。尤其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不也时时可以听到：“要跟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身败名裂”，对领袖“就是要迷信，要崇拜，要盲从”，“崇拜不崇拜是个无产阶级感情问题，忠诚不忠诚是个态度问题”，“要永远忠于”什么什么人等论调吗？这种种论调，都是把革命者因工作需要而应有的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堕落成了封建的君臣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关键在于坚持以法治国。仅仅有个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是靠不住的。邓小平在强调“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时，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他说：“是过去的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两点：一、制度是集体制定的。制度之能不好，可见旧意识影响的深度广度；二、要肃清封建遗毒，光靠说教是不行的，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人，再伟大的人，也会“被推向反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只要我们牢记沉痛的历史教训，严格遵守以法治国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完善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们就一定能把我们党建设成最民主最先进最受群众拥护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