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兰·巴尔特自述》里，我们看到一段有关什么是过分的可爱的描述:“索邦大学的R.P.教授管我叫骗子，T. D. 则把我当成索邦大学的教授。……这就令人大呼:太过分了！”(RB，66)在这个道德的问题上，巴尔特大概看到了一场新的“地道的结构主义的享乐”。多年中，一大批高等学府和报刊的批评者曾经指责巴尔特“教条主义”，现在又责怪他是“自由派”、“非政治主义”——这可从调查邻里关系得到印证——他好像熟读萨德、尼采和布朗肖，那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像在《屏风》里那样，死者以一种得意的宽厚态度紧跟我们的尘世命运，我们就能够肯定，巴尔特也许不再恐惧社会形象（Imago），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一场恶作剧，因为他说过，“恶作剧更低下，是一个颓倾的、萎靡的和滑落(松弛)的隐喻”(RB，92)。

既有在体制中前途未卜的“新兴学科”的僵化的本位主义，又有引起“反人文主义的讥讽的厌恶”的善良情绪的黑潮；一边是教廷的各道谕旨，另一边是新兴的“虔诚的乌合之众”(正如萨德在另一个世纪之交所说)，误会巴尔特的现象大量出现，终至变为一种错误的理解，甚至有时是鄙视。

巴尔特如今身处交叉火力当中，游弋于不同学科之间，“盗用” 概念，在理论领域肆意围猎，这种独往独来的做法惊醒了理论领域的掌管者的监护意识，他要求作家有独立性，这使其他执法者(往往是同一批人)在此守株待兔。于是，人们忽然又竭力强调“后期巴尔特”——“倾诉心曲的”和“主观主义的”巴尔特，只为万无一失地逮住他。那些居高临下的“美文家品质”的奉承话是刺入这头倒行逆施的动物老朽之身的投枪，目的是把他变成一个“墨客”，一个“二流的” 作家。不消说，这不是德勒兹赞扬卡夫卡的用意，21而是借用了精巧的等级制度的名义，这种制度一直在索邦大学主次分明地延续着。他连 “理论家” 也不是，尚未成为小说家，只剩下一个原地徘徊的杂文写手，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他顶多可以被认可为作家，一位在思想的天空下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路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巴尔特成了写作的斯旺，在并不内行的文本里虚度光阴。

实际上，这些针对巴尔特的不满是互为表里的:一方面，巴尔特被社会科学决策机构传唤出庭，龃龉于是变成庭审，罪名是侵吞概念，对濒临险境的学科见死不救，最后又临敌(“非科学”)脱逃；另一方面，把他的作品削去四分之三，旋即赏赐一把折叠椅，以示安慰，使之在美文学的盛筵上敬陪末座。如今在巴尔特的敌对阵营里，古文派和今文派混杂:饱受结构主义糟蹋的文学史的倡导者，正确的意义和时而是良知的捍卫者，“行话隐语”的攻讦者都不无惊奇地看到，由于那些动辄对“巴尔特主义”表示失望的各路反叛者的加盟，他们的阵营随之壮大了。

这是一个不和谐的大杂烩。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通过《拉辛之争》一文所分析的那样，1965年的主要问题只能是一场闹剧。可是，我们从背后不难看到更大的蓄谋:否定巴尔特对划分言语行为的拒绝。看守民族遗产的和蔼的牧人与结构主义的仓库保管员合谋，两人共享一条格言:各自恪守职责，方能管好牛群(神圣的和还俗的都算数)。

(乡村草场的围栏上有一块胡乱拼成的木牌，上面写着几个七扭八歪的字:“牲口疯了”。对于巴尔特的文本让我们漫步的绿茵茵的牧场，这几个字同样适用:乌托邦，亚当主义者，回荡着遥远的新教雅歌的世外桃源。可是，在草场的一个角落里，一颗纯朴的心里伸出一只总是干蠢事的鼻子，面对着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