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个人和心灵专注于孤独的想象域：蛮横霸道的现实、失落感，以及如何摆脱与盲目崇拜社会因素有关的一切联系。假如一定要用“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去评判它们，我们至少应当看到巴尔特在这方面的追求和寻觅，冒着最终一无所获和说傻话的风险(这是彻底的智力作品的主要风险)。我倒宁愿相信巴尔特的证言，他认为自己只具备一部分这样的眼光:“他常常觉得自己很愚蠢:因为他只有一种道德的智力(即一种非科学、非政治、非实用、非哲学等等的智力)。”(RB，114)另外一种智力不在其列，只因它跟“道德的智力”是一回事:小说艺术的智力，即文学事业的智力。

巴尔特的作品经常受到指责，先是被贬为带有一种所谓学术(符号学，结构主义)的道德冷漠，后又被说成是一种无所用心的利己主义，一场浅薄的搜奇猎异。其实这些作品充满了价值思考。多年当中，这种“道德本能” 一直在延续，它穿越纪德、萨特、布莱希特、尼采、索莱尔斯和“东方”，与其说它在选择作家，不如说它在寻找自身的表现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最欠公正的做法就是给巴尔特的作品冠以世纪末的光环(绝非别无影射)，把它们变成我们时代的颓废风气的代名词。因为，有关巴尔特的说法到处都把他描绘成在思想界赶时髦、表演旋跳的马术师。靠这种写作方式传世的作品最终只会落得毫无价值，成为惟妙惟肖的仿作、徘徊不定的堆砌和虚情假意的修辞术，只能跟德泽善特爵士阅读的马克罗比乌斯和古尔蒙为伍，尽管那些现代书籍用猪皮作封面。

的确，巴尔特的作品对某种颓废思想有简略的描写，可是完全是批判性的。在这个方面，巴尔特的立场直接延续了一个以尼采和巴塔耶为明确的里程碑的传统，它拒绝庸俗地接受和迎合颓废主义的价值观。巴尔特把他们的诠释变成了自己的，这种诠释决不认为颓废主义迟来地体现了什么精深微妙的东西，而只是一种彻头彻尾、突兀的和不可接受的“价值观的屈从”。在塞里榭—拉萨尔1972年的巴塔耶研讨会上，巴尔特的发言是一篇反颓废主义的小型宣言，它既参照了尼采所说的“龟缩”，也参照了巴塔耶的异构论:“跟颓废的通常含义不同，这个词被不能解读为某种极为讲究的富于文化蕴涵的状态；相反，它是一种价值观的屈从。”巴尔特拒绝把颓废视为传说中的死亡之吻——伴随着垂死的文明的全部诱惑。而且，为了不使颓废的概念形成神话，他针锋相对地提出“革新派的遗憾”的主题(BL,171)。

这样一来，贬低“当今的某种形式”就不再是疲惫的症状或者虚无主义的标志，而是成为“一个兼顾历史和伦理的主题”。遗憾本身促成了肯定。

因此，我们有理由建议批评界先别忙着做出世纪末的比附：把巴尔特说成当年的随便哪个小人物（minores），而应当首先重读巴尔特的作品，然后再读读保罗·布尔日的著作。何乐而不为呢？众所周知——也许知道得还不充分——尼采有多少思想得之于此人：从《论爱情 》到《恋人絮语》，中间的缺失环节便是布尔日的《爱情心理学》，它会让喜欢追溯源头和影响的人大喜过望。被人用滥了的 “颓废主义”可惜正是布尔日创造的字眼，在这个问题上，他堪称一锤定音之人，因为他说过:“颓废是颓废，可是强劲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