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

“实用主义”这个词经常被用于足球上，与“艺术至上”形成对照。巴西足球从来都是当仁不让的“艺术足球”代言人，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头号的代言人。“实用主义”这个词，貌似是巴西人天然的敌对代言人。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用主义的来源之一是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

茨威格在那部出版于1941年的名著《巴西：未来之国》中指出，孔德在巴西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祖国的影响，巴西的宪法甚至大部分源于孔德的思想。1992年新启用的巴西国旗上，有一条拱形白带跨越天球，白带上用葡萄牙文写着“秩序与进步”，这一箴言正是来自孔德。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茨威格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巴西。1934年他应圣保罗大学之邀来到巴西。这所大学当时也笼罩在孔德思想的统治之下，然而列维·斯特劳斯的旨趣迥然有异，他发掘和沉迷的是巴西印第安人的习俗、艺术和神话。透过孔德和列维·斯特劳斯这两位法国哲人，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巴西：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标，追求现代性，追求秩序与进步；一个则保持着野性思维，也即保持某种原始、本真的活力和民族特质。现代巴西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前行，而足球，几乎成了巴西现代发展史的最佳载体。1934年在列维·斯特劳斯抵达圣保罗之际，巴西足球队正远征欧洲，参加意大利世界杯，两种文明互相发现、互相震撼、互相汲取。但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巴西，毕竟只能服从于西方文化本体的统治，只是一个弱势的他者，好在足球渐渐充当了弱者的游戏兼武器。

从小中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透过足球感受到历史强劲的节奏，在“秩序与进步”与“野性的思维”之间、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的钟摆运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在军人独裁结束之后，巴西越来越卷入全球化的洪流，巴西足球也在艺术与实用之间左右摇摆。在全球化时代，足球或许是巴西人获得国际身份认同的最大媒介，但这种认同和荣誉不仅仅来自世界杯冠军，还必须来自一种信念：巴西人踢的理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足球。只有巴西人，会去苛求乃至责难一支踢得不漂亮的冠军球队——例如1994年佩雷拉带领的巴西队，在很多巴西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不如1982年桑塔纳带领的那支巴西队。

请允许我再次谈到列维·斯特劳斯，他并非足球迷，但在巴西，《忧郁的热带》的作者是一尊永恒的大神。1951年，这位人类学大师发表《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一文，强调文化融合，强调应该将各种文化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但到了197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场演讲中，他改变了观点，更强调文化差异，强调文化的某种不可通约性，甚至指出：“人类应当重新认识到：凡是真正的创造活动，都意味着对其他价值保持某种程度的充耳不闻，甚至干脆拒绝它们，如果不是否定它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