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涉及小说创作的时候，奈保尔认为，只有当他那种被压抑的“殖民地—印度的自我”身份，在写作中浮现出来的时候，他身上的普通人（公民）与作家之间的裂隙才能得到愈合。也就是说，奈保尔将自己的写作当成一种黏合剂，涂抹在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种族与种族、移民身份与世界作家的裂缝之间。

作为一个异乡人，他试图让自己和周围的人一起忘记他的移民身份，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但实际上，他的出现已经改变了那里的风景。他在非此即彼的帝国语言中，加进了一种暧昧的腔调。在这种腔调中，充满了一种对出生地文明爱恨交加的情绪，就像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不是冤家不聚头。

奈保尔正是将这种情绪变成了自己的文体：幽默、讽刺的背后隐含着严肃的追问和思考。这种情绪在制约着作家，使他偏离政治思维、媒体思维的二元对立和骇人听闻。在平静的讲述中包含着“融合”而非对立的愿望。在政治思维、媒体思维清晰的地方、毫不犹豫的地方，奈保尔显得暧昧、甚至有点混乱（有人批评他见谁骂谁）。但是，在政治思维和媒体思维含混不清、十分糊涂的地方，他却异常地清晰、细腻、准确。

他对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对西班牙港，对一条街道的殖民文化、生存经验、独特的爱恨方式的表达，是那么清晰准确，这不是帝国的游记作家可以达到的深度。这就是作家的力量。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里说：奈保尔的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理的范例。

写完系列短篇小说《米格尔街》的时候，奈保尔已经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他的学生岁月。他原以为自己能说一口地道的伦敦英语，有了最让人羡慕的文凭，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西印度群岛。实际上纠缠着他的，还是西班牙港那些街道的人和事：垃圾堆，清洁马车，混杂着土音的英语，流浪汉，劣质朗姆酒，粗俗的辱骂声，假绅士，打斗，嬉笑和哭泣，死亡、灾难和发疯。

他用纯正的英语，写下了那些帝国文化边缘地带（混杂着各种土语的英语地区）的故事。他早期的故事，将讽刺幽默的风格，与一种隐隐的哀怨和抒情风格混杂在一起，传达出一种独特的悲喜剧情绪。据说，这种情绪与流行在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即兴讽刺民歌（奈保尔在短篇小说《布莱尔·沃滋沃思》中与一位当地诗人讨论了这种叫“克利普索小调”的民歌）有相似之处。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小说中充满一种“迷”一般的诱惑力。故事的离奇之处，实际上就是米格尔街贫苦生活的离奇之处。奈保尔被那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背后的离奇迷住了，这成了他创作的最初动力。

叙事者（一个少年）不知道他的邻居为什么坐牢了，街角那个小贩为什么突然死去了，男人们为什么发疯了，木匠的妻子为什么跟人私奔接着又回来了，流浪汉为什么能勾走绅士的老婆接着又日夜殴打她，花炮制造工为什么要烧掉自己的房子，女孩子的羞涩是怎样被毁掉的，善良的人是怎样变恶的，生活的目的是怎样失去的……叙事者，或者说奈保尔，仿佛在猜谜，猜他故乡底层贫苦生活的谜底。这个谜底纠缠了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