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欠发达”文化中依然出现了许多“小说”呢？库切认为，首先是对殖民文化模仿的结果，然后是将本土经验“异国情调化”，目的是为一个“他者”写作，就像介绍非洲文化的旅游风光片一样。摆脱为“他者”写作的窘境，培养自己真正的读者，只有在完成“现代化”的澳洲才成功了。代价是，澳洲完全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和声音。

库切自己当然也没有摆脱模仿，没有摆脱一种“他者”目光注视下的殖民式写作。这正是他隐秘的焦虑。他在文体形式上的不断突围，可以视为他对那种隐秘焦虑的逃离方式。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中，“小说”这种文体是不是进入了绝境呢？我们用不着赞成这样一种绝对的悲观主义态度。如果小说不仅仅面对过去（民族共同经验）和现在（全球化），它还面对未来（未知的），那么它还有希望。这个未来根本不会存在于对现世秩序的模仿之中，而在一个民族对未知的想象之中。它超出了貌似正确的现世秩序和逻辑的边界。它是无法预知的神来之笔。历史和现实都无法共享，只有对未知的未来的虚构和想象，才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唯一可以共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