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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泰斯的文字的确让人想起了他的同胞卡夫卡，其文字中透出一种“卡夫卡气质”。但他们之间的差别无疑是巨大的。卡夫卡“属鼠”，他的惊恐和焦虑经验与其说来自现实，不如说来自潜意识，其恐惧和焦虑是与生俱来的。卡夫卡的写作仿佛人类文明屁股上一块刺眼的深蓝色胎记，既不可能重复，也无法模仿。作为一位“寓言式”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就像一个巨大的“无主句”，或者是说没有“主人公”的叙事、没有原告的诉讼、没有被告的审判。而凯尔泰斯的写作，是个人所经历过的创伤性打击的产物，是一位14岁少年在“奥斯维辛”恐吓下出现的冗长的噩梦，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的切肤之痛。凯尔泰斯的写作，就像文明皮肤上一个正在流血的伤口，它触手可及，近在咫尺，永远也无法愈合。

所谓的“愈合”，就是用发亮的疤痕来掩盖受伤的真相。其实，“愈合的伤疤”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就像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谎言一样。“愈合”，尽管不可能完好如初，但它给了人们一个“完好如初”的假像。而生活的真相，被一种宁静而光洁的“薄膜”掩盖。疤痕既不是粗糙的皮肤，它没有毛孔；也不是流血的或溃烂的肌肉，它有着死寂般的宁静。“疤痕”是一种介于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奇怪状态。但是，人们对此却习以为常，并将这种谎言般的生活视为常态。凯尔泰斯的写作，就是对光洁的、塑料般的疤痕的拒绝，就是不断地把即将结痂的伤口挑破，露出流血的肌肉。通过回忆，他一遍又一遍地在惊恐不安中重温生命的厄运，就像他不断地通过写作记起了“自己”一样。不断地回忆，不断地写作，笔尖在疤痕上迟缓地游移，并借此既抵御着人类的惰性，也培育着自己的绝对孤独。这或许就是一种真正的写作状态。

也许正是有一种类似于“卡夫卡式的写作”的存在，才阻止了一种“伤口愈合”的假像或者幻觉，最起码在写作中，或者说在精神状态中阻止了这种幻觉。正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并不认为凯尔泰斯是一位“卡夫卡式”的作家，就像我不认为他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作家一样。凯尔泰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有着相同遭遇和较为接近的文化背景的作家，在处理经验的方式上显得截然不同。在这里，我先要站在今天的阅读角度，来苛求一下这位俄国19世纪的伟大作家，给当代那些盲目的、讨巧的模仿者泼点冷水。

同样面对过极权主义，同样面对过死刑，同样面对过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方式是不停地说，不停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就像一位“失禁”患者找不到厕所一样。在描写苦役生活的《死屋手记》中，他第一次找到了宣泄的地方。那部小说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里面装满了西伯利亚冻土的荒凉和寒冷、遥遥无期的劳役、残酷的行刑、肮脏的澡堂、肮脏的小酒馆、腥臭的酒气、囚徒荒唐的言行……一切都超出你的想象，一切都新奇无比，一切都闻所未闻。它因此而具备了新闻性，也就是具有了消费性。沙皇宫廷多愁善感的贵妇人和公主们，在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自己小说片断的时候，都伤心地哭了。他的长篇小说《白痴》中也有类似的场景，三位伯爵小姐围着梅什金，不停地要求他讲述死刑现场的情景和面对绞刑架时的心理感受，然后一惊一乍地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