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家已经签署了“人”的死亡通知书（没有“人”，只有“物”）。但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还没死，他们只不过是在充满病毒的环境里“生病了”。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只是被紧身衣束缚着不能动弹。尽管他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已经被分解，但他们的大脑还在急速运转。当代医学关于“脑死亡”（Brain Death）的规定，好像是在为这些人的存在权力提供一线生机，并对貌似繁荣的虚假生活（索尔·贝娄称之为“活着的死”）进行宣判。

没有地址的书信 

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的是一位孤独的军官，天天盼望别人给他写信，自己却从不给别人写信（其实他一封信也没收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英雄”后遗症。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的主人公、“懦弱”的赫索格则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人给他写信，而他一生都在不断地给别人（前妻、情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国家议员、尼采、布莱尔、同事、《纽约时报》的编辑）写信，但一封信也没有发出去，全部装在他的旅行手提包里。他在想象中将信一封封地发出去了，于是一边旅行，一边继续不断地写，写着一封又一封没有地址的书信。我想，马尔克斯的布恩地亚上校，要是遇上了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就好了。

赫索格一生最喜欢的两件事：旅行和写信。其实这不过是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旅行是抵达也是逃亡。写信是交流也是回避。在此前的长篇小说《雨王汉德森》中，索尔·贝娄就讲述了一个因拒绝现代生活而逃亡非洲故事。但他假设了一个带着理想返回的结局（类似于大团圆结局）。在《赫索格》中，这种旅行成了漫无目标、永无尽头的“流浪”。就像他那一封封在现实中没有收件人的书信一样。这是一种让人感到非常绝望的旅途。

《纽约时报书评》在《赫索格》出版的那一年（196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连锁信》的书评文章，其中说，赫索格那些疯疯癫癫的书信断片，其实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信条：“这个时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神志正常的旧定义对这趟旅程并没有帮助……但爱、公义、知性和感性依然重要，而不是与暴力和威胁泰然共处。”

赫索格正是一个为寻求爱和公义而渴望交流的人，但他无法找到，或者不敢面对交流的对象，他被他的时代所拒绝，或者说他拒绝了他的时代。于是，他在想象中将所有人都当成交流的对象，渴望跟他们围炉夜话，亲切交谈，诉说衷肠；但他采取了一种既能够交流，又不在场的形式——写信，而且一封也不寄出去。他独自一人在想象中与收件人一起分享着精神的乐趣。

索尔·贝娄写作《赫索格》的时候，无疑还没有网络和手机，人们无法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进行交流。手写的书信，今天的人已经很陌生了。人们相互交流的信息已经变成了电子信息，在太空中飞舞，群发到所有人的手中，这是另一种“没有收信人”的形式。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在烛光中写下对一个人的思念，然后用口水将邮票沾上，独自一人在雨夜穿过林荫道，用颤抖的手将信投进邮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