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面具的转换，高行健在叙事上所体现的东方精神，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道士的法术：分身术（这常见于道士中法术不高的一方，用于逃避、躲闪的方法。这种技巧在《封神演义》中经常出现）。这的确是一种独特的逃亡或躲避的方式，叙事学上的逃亡或躲避的方式。高行健用一种叙事的把戏，轻而易举地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把人们的视线，从对人性邪恶，对现代“面具文化”的进一步思索上，引向了一种技术主义的、个人才能的桃花瘴。问题还在于，他的作品并不是纯技术性的。在技术和目的的矛盾面前，他是一个两面派。

文化治疗

根据高行健自己在各种场合的介绍，《灵山》起源于一场疾病。这场疾病是20世纪最典型的疾病——癌症。就像19世纪的典型疾病是肺结核一样。“肺结核”是一种单个器官的疾病，可以通过改善肺部环境来治疗。而癌症是一种能入侵所有器官并无法治疗的疾病。肺结核是一种激情的疾病、浪漫主义的疾病，它的症状主要集中在上半身，比如呼吸系统，乃至脑兴奋神经，因此常常表现为激情过剩、两颊潮红（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还有西欧的淑女，就经常染上这种病）。苏珊·桑塔格认为，与肺结核相反，癌症是一种现代性的压抑疾病、激情不足的疾病，它的症状主要集中在一些隐秘部位（直肠、膀胱、子宫、乳房、睾丸、前列腺等）。癌症的伤害，常常是针对那些“情欲受到压抑、拘谨、不舒畅的、无法表达愤怒的人”。在几十年的压抑下生活过来的高行健，疑心自己患上了这种压抑病，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并且在他的症状中，除了压抑导致的阴郁之外，还有因恐惧而产生狂躁症。所以，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共同疾病：癌症和压抑下的癫狂。

《一个人的圣经》就是压抑的产物，而《灵山》则包含了作者自己对压抑的逃避和对恐惧综合征的治疗意图。在实现意图的三条途径（爱欲、美学、文化）中，第一条路，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已经被堵死（上面已经作过分析），它被权力文化、被创伤性的记忆和仇恨心理、被聪明的逻辑堵死。剩下的只是抽空了的美学和文化。真正将19世纪的典型病症（肺结核）美学化的，是托马斯·曼写于20世纪初的《魔山》。将20世纪的疾病——癌症——美学化的作品，我们还没有见到。是癌症（尽管后来医生从一般病理学上修正了诊断错误）这场20世纪的瘟疫刺激了高行健。他似乎发现了一种文化绝症，并将病理学变成了文化隐喻。于是他突然离开了医院、家、医生，背起行囊，朝着最原始的土地逃亡，试图在自然中获救。其实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选择：患绝症的人最终都会到山林寺庙去烧香拜佛以求得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