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现实小说，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始终认为，中国的精英大都聚集到了社会高层，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是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场所，更是社会最敏感的细胞，谁要是真正写透了，也就写透了社会和人生。文学，本来就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如果放弃对现实关注，成天缠绵于个人的小情怀，或热衷于生活中的鸡零狗碎，那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社会矛盾的，更不能放弃对社会的承担与责任——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样，“作家有义务介入公共事务”。如果这句话不是略萨说的，而是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说的，一定会引起中国的另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嘲笑，说是功利文学，或者说作家要远离政治事务，否则，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可是，略萨不仅这么说了，而且他还用他的文学实践，传达了他的这一思想，这让那些想嘲笑他的人没有了资格去嘲笑或者是没有胆量去嘲笑。略萨在诺贝尔获奖感言里还说过：“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许多基本的问题如公民自由、宽容、多元化的共处等都未得到解决。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里的政治，根本不可能。” 事实上，社会现实、社会政治是与人类最有深切关系的事务，介入社会、介入现实是文学最主要的使命，一些真正的、不朽的文学，都生根在社会生活的事务之中。如果把时光拉近五十年，我们不难忘记，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被列为内部参考书，它对当时的领导决策起到了别的小说无法起到的作用。现在的社会现实小说，我觉得从境界上分，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以揭秘和往上爬为中心，里面充满了升官之道的披露，完全是满足读者权力欲和窥私欲的厚黑学读本。时下名目繁多的社会现实小说，大都还停留在这一层面。第二种境界稍高，能站在人性、权力和现实的层面写出为官者的真实心理和复杂纠作的思想意识，写出这一群体的真实生存现状，对社会现象文化、生态、规则等作出比较深刻的阐释和解读。而能达到这一层面的作家位数也不多。第三种更深一层，能够站在儒道传统文化、权力更迭历史、官本位心理和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境况里探讨为官者更深层的精神习性、为官哲学和理想追求等。在时下，能达到这一层面的作家更少。这里存在着作家认识上的局限性问题，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问题。往往近距离观察社会，认识上虽然很感性，却也失去了全面俯视生活的理性。要想真正触及社会深层结构，触及政治文明和文化心理结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大作品，也许需要大的社会变革，需要远距离的审视，需要几代作家的努力。

事实上， 社会现实小说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如果悉心品读，它的文学性，它所转达的社会信息量，绝对不亚于当下那些所谓的纯文学作家的作品。文学大师司汤达有一句名言：“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司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靠翻译赚钱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是已经掌握了时代精神的趋向。”如果把他的话作一个中国式的改写，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出版公司、书店老板、靠出书卖书的人都争相出他的书、卖他的书，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初步掌握了时代精神的趋向。”我们的时代，像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因为自己的作品不畅销而去贬低别人的畅销。畅销的作品不一定优秀，而优秀的作品绝对畅销。

《电视台长》现在达到了怎样的一个层面，我不好确定，但这无疑是一部关怀现实的力作，也是一部具备畅销潜质的作品，我相信会有读者像我一样喜欢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