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马相伯已是92岁，天父赐给他超凡的寿命，似乎就是要他遍尝人世离乱。他在从政期间曾多次出使日本，也非常欣赏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此时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抵抗日本。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发表国难广播演说，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协会领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出版了《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

1935年冬天，天津的《益世报》逐日连载96岁老人马相伯的《一日一谈》。已是人中之瑞的马相伯，在这67篇短评中针砭时事、妙语如箴。他评论国民党的立宪：“宪法本来就不是人民的意思写成，法律也是少数人的任意规定。所以，宪法上所写的‘给人民的若干自由’，都可以由少数人定的几条法律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1937年底上海弃守后，他随家人撤退到桂林。1938年底，桂林也成前线，在继续后撤的过程中，不得不借道越南。到达谅山时，老人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只能在当地暂住休养。因为他表示坚决不撤离中国，家人只能骗他。

1939年4月，第150期《良友》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适逢百岁大寿的教育家马相伯。李宗仁、白崇禧、朱德、张发奎等军政要员的影像都上过《良友》，但在抗战进入艰难期的当时，让马相伯出现在《良友》上，不仅是向这位“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贺电中称）致敬，更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不仅仅是《良友》，当时马相伯的照片，一脸的“福相”，被挂在几乎全国每个照相馆里。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为老人举行了祝寿活动。在陪都重庆，政府也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生日宴会，参加的人有各界名流、各党政要，寿宴的主角马相伯此时身在越南的谅山。按照中国的历法他整整100岁，这样难得的长寿，何况他又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老人，国民政府郑重其事的给他褒奖令，称赞他为“爱国老人”，举国上下用一个长寿老人来激励救国的热情。马相伯把学生亲友们所送的寿金，全数捐给抗战的伤兵和难民，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倾其所有的奉献。

在重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为自己的老师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并手书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马相伯因逃难滞留在越南谅山，亲自撰文回复各界对他的盛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是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筹措了1万元，以此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创办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

1939年11月4日，在听到一次打击日军的捷报后，马相伯激动不已，在兴奋中离世，至死不知身是客。

（本文内容提供者：钱喻、傅国涌、蔡朝阳、谭山山、李天纲、朱维铮、陆永玲、黄书光、马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