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盛开的时候，同时也播下了枯萎的信息。诗人从一朵花里看到一个天国，而我呢？却从一朵花里看到我梦境的昏暗与邅回。过早的凋零使我想起汤普森（Thompson）的感慨，从旧札记里，我翻出早年改译的四行诗句：

最美的东西有着最快的结局，

它们即使凋谢，余香仍令人陶醉，

但是玫瑰的芬芳却是痛苦的，

对他来说，他却喜欢玫瑰。

不错，我最喜欢玫瑰，可是我却不愿再看到它，它引起我太多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对一个有着犬儒色彩的文人来说，显然是多余的。

玫园主人开始热心经营他的园地的时候，收到我这朵早凋了的小花，我虽一再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品，他却笑着坚持要把它当做一个“寄生物”。费了半小时的光阴，我们合力把它种在玫园的墙角下，主人拍掉手上的泥巴，一边用手擦着汗，一边宣布他的预言：

“佛经上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们或许能在这朵小花身上看到几分哲理。明年，也许明年，它仍旧会开的……”

烟雾已渐渐消失，我从往事的山路上转了回来。主人走到桌旁，替我接上一支烟，然后指着窗外说：

“看看你的寄生物吧！去年我就说它会开的，果然今年开了。还是一朵，还是和你一样的孤单！”

望着窗前低垂的暮色，我站起身来，迟疑了很久，最后说：

“不错，开是开了，可是除了历史的意义，它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它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一朵了，去年那一朵红玫瑰谢得太早了！”

［后记］

1960年6月9日，我正在新化附近服役，突然接到Rosa给我的信，说她定了题目——《红玫瑰》，叫我写一篇散文送她。6月14日，我写好寄出，后来才知道被她修改了几个字，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退伍后，我又把它稍加修改，发表在1961年4月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现在我又改了几个字，收在这本小书里。追想起来，这篇文章前后被她改了一次，我改了至少六次。

如今Rosa已去美国，已经形同隔世了。我怀想这个使我眷恋不已的小女人，越发对这篇文章另眼看待了。就文章论，它是我少有的一篇不说嬉皮笑脸话的作品，许多朋友读了，都觉得它有一种阴暗苍茫的气氛，认为这“不太像李敖的风格”。

今晚深夜写这篇“后记”，心情多少有点儿沉重，我抄出三年前意译的一首豪斯曼（A. E. Housman）的小诗（曾经抄过一份送给Rosa），用它来表达我内心的隐痛。（1963年5月22日晨3时半）

死别You Smile Upon Your Friend Today

久病得君笑，Yon smile upon your friend today,

沉疴似欲除；Today his ills are over;

万语逢重诉，You hearken to the lover’s say,

余欢若云浮。And happy is the lover.

意转何迟暮，It’s late to hearken, late to smile,

慰情聊胜无：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生灵未忍去，I shall have lived a little wlile,

柩马立踟蹰。Before I die for ever.

1960年7月19夜改稿，“慰情聊胜无”是改写陶渊明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