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里，士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资深战士；一类是补充的新兵——“充员”。而军官呢，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备军官；一类就是我们预备军官——绰号“充员官”。

“充员官”，我们可以先来一番素描：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呆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

一年以前，我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充员官”，蹑手蹑脚的、呆头呆脑的，跑到这个名将辈出的野战部队里，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惶惑与忐忑，板板六十四，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十几年耍笔杆的生活，对我简直犹如隔世。我清楚地知道在今后一年的服役期间，我要“从戎投笔”，要好好耍一阵枪杆——当然不是耍花枪！

一个毫无战场经验的青年文人，统率着三十多位百战沙场的老兵和年轻力壮的小战士，这真是一种微妙的组合。但是既然官拜兵器排排长，只好勉为其难了！

晚上，一个老头儿托梦给我，对我耳语说：“古之欲带兵者，不可不知为将之道。”真怪，这老头儿是谁呢？长长的胡子很像我爷爷，可是我爷爷只拿过刀子，从未摸过枪杆，更别提六韬三略了。但是懂得兵法的老头儿又有谁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那个指使张良拾鞋的黄石公。对了，一定是他！这老头儿自知他的“兵法”早已被时代淘汰了，除了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很少再有人翻他的老账了，所以他才不顾时空的阻隔，特地来开导本人一番。第二天一早，我便向连长请假，跑到书店里，去寻找“为将之道”的书。李德哈达的《战略论》与带兵无关；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又太深了。选来选去，找到一本艾森豪威尔的传记。当我读到艾森豪威尔统率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而直接指挥的不过只是三个人的时候，我不禁把大腿一拍，喟然叹曰：“为将之道，尽于是矣！”

我匆匆忙忙跑回来，立刻召见排附一员、七五炮组长一员、六○炮组长一员，面授分层负责之“义”，拍肩捏臂，勖勉有加。日子久了，他们被我的“江湖气”折服了。排中的一位“反共义士”对我说：“讲带兵，排长的经验太差了。但是你能用一种慷慨的劲儿来待人，这就对了。阿兵哥最需要这个，我们是干干脆脆的人，我们喜欢你的坦白直爽，你把你的真面目给了我，这是你最大的成功。”

但是我曾问我自己，我真的成功了吗？我有点儿惭愧，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少，收回的却太多。在我退伍的头天晚上，“官长部”和“士兵部”都分别款待我，觥筹交错，礼物云集。派克笔、领带夹、外岛特产、战士玉照……我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过这么多的东西。这使我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每位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月饷！这是我二十五年来所不易看到的热情，“悲歌慷慨之士”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名词了。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不过在军队里，我却不难看到这种有古任侠风的“悲歌慷慨之士”，我喜欢和他们吸烟痛饮，也高兴和他们争吵狂欢。我失掉了我自己，有多少次，我和他们融化在一起，我也学习着粗犷与质朴、感染着刻苦与天真，但我恨我学不到他们的膂力，也学不到那孤注一掷的豪迈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