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里，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子，我说不出心里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年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十九岁，现在儿子已经十九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二十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于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我在广东结婚了。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儿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活了五十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二十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四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四百比索。如果张自佳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八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二十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里，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共产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三公斤

糖　三公斤

食油　两百五十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

面包　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咖啡粉　四百公克

只有病人和七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能分到四分之一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儿钱回广东，一年准汇二百七十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什么看法？”

“最好是走向民主，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好了，没有人来这里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呀！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只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上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上，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