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日本的国策是征服、统治、殖民东亚。其步骤的第一波是中国台湾和朝鲜，第二波是中国东北和蒙古，第三波是整个中国。任其牺牲一代国民，此国策决不改变。李鸿章把超级战舰送到长崎，给了日本锻炼军民心理的一次演习。

如果说中国洋务官僚的心理是变态的，那么日本国民的心理则是疯狂的。

日本的资料一如既往，宣扬着聒噪着，一切都是中国挑起，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大国炮舰主义。他们最喜欢强调“镇远”“定远”两条船，喜欢念叨这两条船的名字——ちんえん、ていえん，它们大大地威胁了日本。日本的民族主义，有时真有一种百年嘴硬说荒唐的风格。就当时的历史大势分析，长崎正点燃着日本军国热情的火焰，“镇远”“定远”却跑来火上浇油，好像要试试日本人称霸的决心。已经是谣言雾罩的“镇远”“定远”，还非要驶进人家前院亮相。

如此的轻佻无形，如此的儿戏前途，如此的中国人的轻浮！

因为日本正处在侵略大潮的最上风头，如一个肆虐四乡未遇敌手的恶棍。他们正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发愁找不出下一个寻衅的借口，李鸿章却从海参崴跑来长崎修船！……莫说只是徒手的水兵拳头弯刀，即便“镇远”“定远”真不吃素，主炮侧炮一齐猛轰，把长崎炸个遍地瓦砾——此事最终也不会占上风。

据说，有一个德国人曾经听到李鸿章讲过一句话：“正此时可与日本一战！”

但是战与不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需要长久迟疑的事情。战吗？否也。和乎？难也。这可不是剿灭长毛、弹压和卓，中国军队的本色，是欺负老百姓强、抗击侵略者弱。中堂大人把玩棋子，品着香茗，沉吟踌躇。

一方侥幸，另一方热狂；一方抱着中央大国的虚荣，另一方沉湎取而代之的狂想；一方是空洞的尊大，一方是疯痴的野心；一方是举止轻佻，一方则出手阴狠。直至甲午炮声响起，甚至直到今天，日本朝野仍然喜欢把长崎“清国水兵事件”解释为一次“国辱”。大中华帝国从那时到今天，一直是它的假想敌，针对大中华威胁的忧患教育永远都不会停止。“清国水兵事件”是在长崎发生的，所以它为这种教育提供了铁的证据。

日本众多人物都活跃现世，就此事件，做激励民族主义的发言。

随便翻阅所有右翼人物或团体的资料，无论黑龙会首头山满，还是“满蒙”浪人川岛浪速，都若有所思地回忆：适逢那时，我还年轻，长崎发生了“清国水兵事件”，我受了巨大刺激，从兹发愤报国。

不可理喻的是，即便在长崎流了那么多血，骚动五年后的1891年6月30日，以“镇远”和“定远”为首的北洋舰队，又访问了日本神户港！

这一回，可又是为了什么呢？！

似乎不完成一次绅士派头的礼节性访问，北洋水师死不瞑目。如今回顾，无论长崎的街头恶斗，还是神户的彬彬有礼——中国海军在19世纪最末十年的作为中，有一种罕见的变态。好像它也非要“脱亚入欧”不可；好像它哪怕被揍得鼻青脸肿，也非要去以西洋之礼、接东洋之轨！

停泊神户，簇拥“镇远”“定远”的北洋军舰，除到过长崎的“济远”外，还有“来远”“致远”等一共六艘。它们除了访问神户，可能还去过吴港和横滨港。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7月15日，刚刚创刊不久的新式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了“定远”舰在神户举行的豪华宴会：

定远号军舰盛大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