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

我父亲是1964年当兵到新疆的，在乌鲁木齐。我妈是一九五几年，很小的时候，跟着我姥爷到新疆。1969年，父亲已经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当秘书了，就在那一年，在塔城有宝岛战役。都说老一辈人，特别是军人，对祖国，对自己所服务的单位，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一年，他坚决要去边防一线，写了封申请就去了，去的是最苦的红山嘴边防站。这个边防站也是全军有名的，每年大雪封山的时间都在8个月以上，上下山都特别苦。他们要先开车开到喇嘛昭，然后换马，骑到席丹河大坝，从那儿踩滑雪板上去。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地方，我父亲待了17年。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个共体，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意识，即便有个体的思想存在，也还是服从于共体之下。现在大家都是个体了，大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意识和判断，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的。

我生在阿勒泰，也是在阿勒泰长大。这里哈萨克族人很多，蒙古族也不少，维吾尔族相对少一点，还有回族的伯伯们。院子里少数民族多得很，我爸的性格也是比较开放，拜把子的兄弟就是个维吾尔族人，后来他兄弟的儿子和我也成了结拜兄弟。我爸的这些穆斯林朋友一到过年都互相拜年，汉族的春节他们来我家，那时候没有在外面吃饭的，都在家，吃饭、喝酒、玩儿，习以为常。

我爸在阿勒泰有很多朋友，哪一个民族都有，我家随时会有司令员来下象棋，或者穿着皮衣皮裤骑着马的山上的牧民到我们家住，有时候一住就住上半个月、一个月。很多人以为我家是少数民族家庭，因为家门口经常绑着马，其实是来做客的牧民的马。我爸妈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哈萨克语，俩人有时候说悄悄话就用哈萨克语说。我爸也正是因为这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和当地的牧民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他没有把自己当外来的人，而是用语言把自己融入进去。

我爸带我上过两次冰封山，这一路上有牧民看到我爸，就拦下他，请他到家里吃饭，一定会宰一只羊。

1986年，我爸调回乌鲁木齐，要离开山区了，最后一次上山的时候，所有牧民都知道了，晚上骑着马在路边等着，一定要我爸去帐篷里面坐一下，必须要宰一只羊。这在牧民看来就是礼物，也叫“礼行”。

对于新疆的描述，我会用“礼行”这两个字。小时候我对“礼行”这个词也没有多大的理解，就知道一说“礼行”就是这个事不能干，那个事不能干。后来我用最简单的词来说明“礼行”，就是“规矩”，做人做事的规矩。礼，就是礼貌、讲理；行，就是行动；礼行，就是要求你要有礼貌的行动。对朋友，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一套规矩。比如，前面街上有个老人行动不便，马上就会有人去扶。小孩打架，旁边过来一个老人，喊一声，马上孩子就不打了，走了散了。我生长的阿勒泰，虽然说地方小，但一样会讲“礼行”，谁有个什么事儿，哪怕是街上的陌生人，大家都很热情地互相去帮忙、照顾，人情味儿特别浓，氛围特别温暖。这是新疆给我的最大的影响，特别是小时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小的时候就想着在新疆上个班，有个工作，简简单单地正常地生活。但从小我就比较喜欢艺术，那时候跳舞、排节目，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过从事表演行业。可那时候觉得还比较遥远，而且家里人不允许做这个事情。父亲就希望我上大学，踏踏实实的。我很叛逆，不愿意按照他给我规划的这条路走，就想走我自个儿的路，想去学电影。我有过考专业院校的想法，同学朋友一听我这个想法，就说：“你想一想，全中国得多少精英去考，咱们这新疆的考啥，别想这个事儿了，招生简章自己看一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