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格雷丝也表现出了现代的一面，只是她的长子从来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她恪守道德，但她也是进步的知识女性，持有开明的社会观点，教育子女的思想不仅受到宗教的影响，也得到心理学最新理论的启发。这些理论对休性格的影响等同于甚至超过“清教徒式的压迫”。

格雷丝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开明的世界观。她是一名和平主义者，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战争，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武器”，基思说。她谴责种族歧视，教育孩子要宽容，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想法。有一次，他们在一家火车站，一位乘客警告他们要小心一家橘汁铺，因为在那里榨橘汁的是个黑人。“有人认为黑人跟我们不一样，不如我们干净，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不对的，”格雷丝马上告诉孩子们，“别理会这些。”27

格雷丝的进步观点还体现在子女教育方面。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她受到了《父母》杂志的影响。她订阅了这本杂志，听从里面所有的专家意见，从适合孩子的电影到性教育、情感培养和卫生习惯。而后来休归咎为严格、冷漠的清教徒思想的种种行为——不亲吻嘴唇、不流露感情、按时睡觉起床——事实上都是《父母》杂志带来的影响，因为这本杂志告诉母亲们，亲吻嘴唇会传播细菌、孩子太情绪化会妨碍科学能力的发展、孩子们在睡眠中长得最快。正如格雷丝所说：“我坚信应该遵从《父母》杂志里的建议。”28

格雷丝对这本杂志的依赖非常明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该杂志创刊于1926年，旨在推广儿童成长这一新领域中最新的科学发现。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成为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教育杂志。这本杂志的兴起是20世纪初一场浩大的进步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试图将现代社会科学运用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例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以此创造合理有效的社会秩序。史学家安?赫尔伯特写道：“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男性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引导了这一潮流，传播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孩子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上帝手中，也不仅仅只是受到习俗的影响。”他们共同“呼吁科学的力量介入其中”。29

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尤其是行为主义统治了儿童教育的研究，其思想在《父母》杂志中俯拾即是：要从小塑造孩子的行为以促进其进步，要在孩子身上培养良好的习惯，要依赖科学而不是情感。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里，传统的维多利亚思想的瓦解对美国家庭提出了巨大的情感和社会需求。而这本杂志依靠庞大的社会科学专家的力量，立志帮助像格雷丝这样年轻的居家母亲为高效的现代社会培养新一代适应力强、自信心强的公民。30

因此，格雷丝的教育观念不仅受到了她本人接受的维多利亚教育的影响，也含有强烈的进步因素。她在写给休的老师的信中提及儿子不能专注学业时用到了心理学的语言，她向一位老师解释道，儿子在六岁时感染了乳突炎，听力和视力受到影响，但她不会当着孩子的面谈论这一“缺陷”，因为这会让他“感到自卑”。“他极其敏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经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嘲笑他，还是他担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她给另一位老师写信说，“他缺乏适应能力，我对此十分担忧。”后来，休的学业没有起色，他还是不肯接电话或看牙医，格雷丝没有像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一样惩罚他或责备他。相反，她下结论说，休的行为“不正常”，因此带他去找专家测试。 医生做出了诊断，用的也是新兴的行为主义的语言，说他智商很高，“思想发育超过了社会阅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