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强国的形象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已将方向从战备转移到了消费。到了50年代，繁荣成为美国生活的标志。中产阶级民众享受到了一种富足经济，商品前所未有的充裕。根据《士兵福利法案》中关于抵押贷款的规定，大批新的购房者推动了住宅建设的繁荣，催生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郊区，例如莱维敦和长岛，这些郊区在1949年后建设并销售了17万套房屋。汽车工业也步入了繁荣时代，以通用为代表的底特律的那些汽车公司为中等收入居民生产出了更宽敞、更时尚、性能更强劲的汽车。高就业率和稳定增长的收入刺激了休闲活动，带动了度假游的兴起和电视机的热销。大量消费品涌入中产阶级家庭，引得《财富》杂志在1956年惊呼：“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花这么多钱购买了这么多东西。”史学家戴维?波特在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富足的人民》中得出结论，作为两个世纪以来推动美国发展的主要因素，物质富足在战后已经达到了顶点。《生活》杂志在1959年的一期名为“美好生活”的特刊中感叹道，当今美国，“一夜之间，原先看似少数派的享乐阶级已经成为了多数派”。8

美国家庭成为了新的消费经济的核心。随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对婴儿潮的宣传达到顶点，家庭在战后重获重要地位。一种以“家人团聚”为内容的新的文化准则将郊区农场生活、乘车旅行、和家人一起收看《爸爸全知道》和《天才小麻烦》这样的节目理想化了。美国人接受了一种对于新的家庭体验的憧憬，用一位史学家的话说就是，“通过充满活力、勇于表现的个人生活来满足几乎所有家庭成员的个人需要”。9

物质富足和家庭团聚的环境要求重塑美国人对于个人主义的信念。早年间，美国社会强调的是一种严格的个人准则，即公民需要凭借勤奋、坚忍和自我约束来照亮通往成功的道路。但是在战后令人陶醉的日子里，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要求上述准则的变革。经济日益被大公司控制，官僚做派而非企业家能力成为新的竞技场。在这种情况下，“人格”包括良好的形象和突出的个人技巧——而不是严格的道德观中那些旧式的“品质”。这种“人格”有助于“团队协作”以及个人在企业里的晋升，成为一种成功的新标志。牧师兼治疗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在其超级畅销书《积极思考的力量》中敦促读者借助一种“更大的力量”获得自信和改善精神健康状况以巩固幸福和繁荣的基础。10

冷战的压力将物质富足、家庭和团队协作融合成了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从经济上看，政府的防御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50年代的繁荣。从宣传上，美国宣扬一种反共产主义的信条，将美国的富足与家庭、政府机构的效率以及充满活力的个性与斯大林时期死气沉沉的集权主义进行对比。公司管理、全国范围的广告宣传和郊区的社会风气带来了一种要求一致性的压力，而反共的意识形态又加剧了这种压力，因为反共需要团结起来对抗“红色威胁”。1959年，《生活》杂志刊登了一个轻松的故事，还配了几张照片，那是一些新婚夫妇在防空洞里度过为期一周的蜜月，他们被包围在极大丰富的物质中。11

然而，随着50年代的推进，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雄伟的建筑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缝。这些挑战多是以隐蔽的方式出现的。1955年前后，猫王和摇滚乐开始动摇中产阶级关于性和情感反叛的种种限制。“垮掉的一代”，通过杰克?克鲁亚克这样的小说家和艾伦?金斯堡这样的诗人强烈批评了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创造出一种放荡不羁的反文化，主张不受约束的个人表达。评论家纷纷攻击从众心理以及美国资产阶级贫乏的想象力，他们的作品包括威廉?H被程氐摹蹲橹人》（1956）、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1950）和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大众文化理论》（1957）。麦克唐纳的话代表了这些评论家的观点：“一种温吞的、软弱的中庸文化慢慢出现，威胁着将一切吞没在它的泥沼中”。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