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刊登的小说试图提高读者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鉴赏能力。杂志提供的稿酬不菲，因此一流作家纷纷响应，贡献了短篇故事。他们包括雷?布雷德伯里、W比默塞特?毛姆、查尔斯?博蒙特、约翰?斯坦贝克和詹姆斯?琼斯。其中一些作家拿出的是精品，例如布雷德伯里的未来主义惊悚故事《华氏451度》和博蒙特的关于爵士乐手的动人故事《黑乡》，而其他作家没有提供得意之作，《花花公子》对此并不介意。的确，这本杂志在刊登在《作家文摘》上的约稿信中就表达出了它需要什么类型的作品。“小说应当具有现代风格、关注外界、笔法老练、有文化修养但不是‘文学的’；评论应当探讨都市读者感兴趣的话题，风格应当轻松、随意、不学究；幽默应当是粗俗且/或讽刺的；”“性，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上述三个类别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换言之，《花花公子》这所学校传授的文化课程旨在提供浮华的表象而非实质的内容。它为那些在大学里勉强能够得到C，甚至做梦才能上大学的人编辑了一本文化领域的“克利夫笔记”，抛给他们的是赏心悦目的花边新闻，内容就算有挑战性，也只是一点点。27

赫夫纳和《花花公子》认为，50年代美国面临的障碍主要来自生活方式和品位。这一观点并非独树一帜。史学家杰克逊?利尔斯指出，当时很多颇具文化修养的批评家也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学角度，指责乏味的从众心理和缺乏品位的消费已经吞噬了中产阶级，他们对于美国生活的批评“是围绕品位展开的”。28与精英主义者只会指责的做法不同，赫夫纳利用了“能够做到”这一中西部的精神动力。用两份色情、一份智慧，再加一点点略带不恭的幽默，他轻松地调出了一杯文化鸡尾酒，帮助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更加充分地享受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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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夫纳描绘了一张通往美好生活的路线图，其吸引力在《花花公子》的销量上可见一斑。第1期杂志印了7万份，之后稳步增长，一年后达到185万份，1955年底达到50万份，1956年底达到110万份，超过了《绅士》杂志，销售额达350万美元，税前净利润约为40万美元。读者数量的剧增使得这本杂志获得了美国出版史上空前的成功。29

赫夫纳心情不错，在第1期杂志出版的几个月后写道：

当梦想成真时，你会说些什么？……我拥有一本杂志，一本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杂志……的确，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过去三四年，我都在为它做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让我像编辑和出版《花花公子》杂志一样专注……或许几个月后我就会从梦中醒来，所有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但此时，1954年1月，生活比我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还要美好一点点。30

然而，赫夫纳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花花公子》初期的成功驱使这名年轻的编辑更加疯狂地工作。“你问我赫夫对第1期杂志的反应？那就是全力出击。”埃尔登?塞勒斯回忆道。他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很少见到妻子和女儿。赫夫纳写道：“《花花公子》用掉了每周7天的时间，我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通常是凌晨1点半或2点才收工。”31

赫夫纳本人对于《花花公子》的认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我总是在为自己编辑这本杂志，假设读者的品位与我的差不多。杂志的理念随着我成长和扩充。”他对一名当地记者表示。不断增长的利润自然让人欢欣鼓舞，但他真正的满足还是来自编辑和出版的过程。这种工作是出于热爱，用他的话说，反映了“一种交流的渴望，一种表达自己的智慧和观点的渴望”。此外，赫夫纳开始制订扩张计划——开辟广告版面、出版编辑手记《〈花花公子〉集锦》，以及授予日历和卡片等特色商品的专营权。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