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内心来讲，斯佩克特斯凯对为《花花公子》效力怀有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他从来都没有摆脱一种想法，那就是这份工作对他而言有些屈才。原因是多方面的。18

一方面，斯佩克特斯凯把为杂志社工作看作是他文学生涯失败的标志。“他想要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作品，”他的妻子回忆说，“想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他觉得在《花花公子》工作，他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些。”他的好友兼同事布拉斯也同意这种说法。“他渴望成为文学巨匠，但这是他一生都不曾达到的高度，”她透露，“我相信，他明白自己具备创作的能力，只是痛恨自己没能做到。”斯佩克特斯凯渴望成为《纽约客》的编辑，未能如愿后就有些轻视自己。例如，他会讲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当赫夫纳邀请他加盟《花花公子》时，他正在联系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斯佩克特斯凯担心接受了赫夫纳的邀请就对不住特里林，但据他自己说，特里林对此的回答是，“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资本”。斯佩克特斯凯讲这个故事是出于一种谦虚的姿态，但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令人尴尬伤心，真实地反映了斯佩克特斯凯的内心。19

斯佩克特斯凯的矛盾之处还体现在他与赫夫纳之间那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在公开场合，有时也在私下里，他会赞扬老板的智慧，称他是“一位业界奇才，一位关注内容甚于利润的出版人”。他认为，赫夫纳对于什么内容适合他的杂志有着清晰的直觉，人格中也有非常宽容的一面。同时，斯佩克特斯凯非常鄙视自己眼中的赫夫纳的那些缺点——审美品位糟糕，不愿意他人在智慧上挑战自己，与朋友和同事保持着情感上的距离，极度自私，工作时间和决策过程难以捉摸。有时候，他的挫败感会爆发出来。“你想让每一篇文章都按照你的想法来写，从来不肯接受任何一篇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的文章。”他在1957年向赫夫纳抱怨道。《花花公子》的进步必须综合地进行考量，而不应该是“夜深人静时，你认为某一篇文章让你受了惊吓或者有了挫败感”。斯佩克特斯凯开始（在背后）把赫夫纳叫作“哥斯拉”。据雷?拉塞尔透露，他在很多时候遇到赫夫纳时，“要么怒气冲冲地望着天花板，要么有气无力地晃着脑袋，要么悲观厌世地发出一声叹息”。20

但是，他渴望获得老板的肯定。“他跟赫夫纳之间有着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斯佩克特斯凯的妻子说，“有点像父子关系，但表达的方式恰好相反。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要取悦赫夫纳，但他的确是这样做的。”随着杂志越来越受欢迎，赫夫纳表扬了编辑团队，斯佩克特斯凯为此得意洋洋。但是，60年代中期，他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儿因医学并发症离开人世，而赫夫纳是唯一没有表示哀悼的同事，他开始变得绝望。“有时候我对赫夫纳的恨超过了对所有我不喜欢的人，”斯佩克特斯凯曾经坦白说，“可是，要像我一样对他恨到极致，就不得不爱他。”21

几乎与斯佩克特斯凯同时，还有一个人加入了《花花公子》杂志社。他将成为这本杂志历史上最具影响力、也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维克托?洛恩斯是在一场晚会上认识赫夫纳的，那场晚会是为崭露头角的喜剧演员乔纳森?温特斯举办的。两人一见如故，开始结伴出入俱乐部和酒吧。几周后，赫夫纳为洛恩斯提供了杂志社的一个职位，于是芝加哥的这个年轻人就成了营销部门的头儿。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还将担任花花公子俱乐部的营销经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