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这些判断其实仅仅是搭话而已：一楼入口处的信箱标有我的名字和房间号码，而我贴的纸张上也写有我的房间号码。

我猜到她是当事者之一，便问道：“每天夜里会有噪音出现，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开始给我讲述其中的原委。她居住在三楼，位于我所居单元正对的楼上房间相反的一侧；制造噪音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居住在她的隔壁。我没有进一步问，到底是谁先制造的这种如此紧张的邻里关系。但从其说法与神态看来，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个男子。这也与我数日来的判断一致。

我们互相留下了电话，希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问题解决无望，就去团地管理事务所反映情况。管理人员显然知道这个单元的问题，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位管理员最后提醒我道：“如果您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可以去找警察商量。”

这种回答让我有些生气。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似乎也仅能如此。

我没有去找警察。一则，老太太告诉我，她已经去过多次附近的警察局；二则，警察刚刚来过不久。

有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我隐约地听到警察的训斥声与警告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就将你带到警察局。”不过，那名男子的辩解声也不绝于耳。通常，警察来过之后，会安静几天。但过不了多久，噪音又会恢复常态。

当这种噪音成为常态时，自己也似乎多少习惯了。同一单元的其他住户，或许更早就习惯了吧。但这种奇妙的邻里关系，还是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

日本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者，有时会用“阴湿”这个词汇来刻画一部分人阴暗、反常的心理。这个每天深夜折磨邻里的男子，是否就是这个日语所精确刻画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正面的价值，日本文化论者还强调日本人具有“我慢”、亦即“忍耐”的品性。然而，同一单元的众多邻里对于噪音的容忍、对于那名男子扰民行为的熟视无睹，已表明了这种“我慢”的反面效果——即对恶行的纵容。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新闻：居住在某团地的一位家庭妇女，由于长期忍受邻居一位老太太——后来被媒体戏称为“日本第一吵闹的老太婆”——的吵闹，换上了“郁病”，也就是精神忧郁症。那位老太太最终被告上法庭，并获得了有罪判决。

忧郁症是日本常见的一种精神疾患。我的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患有此症，因而对其有所了解。身染这种病症的人，精神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沮丧，尤其是在阴雨天。该症状似乎源于长期的压抑，治疗颇为不易，许多患者最终选择了轻生。我想，不幸染上此疾患的人，多半源于平日过度的“我慢”吧。

这种特殊的人群关系，也让我想起了日本社会频繁发生的“集团欺侮事件”。这一现象通常发生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中间；被欺侮者通常被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陷入精神上的极端孤立状态。由于许多不堪忍受欺侮的学生选择了自杀，这一现象已成为日本社会日益深重的病疴。每次发生令人遗憾的自杀事件时，媒体都会大肆报道一番。数年前，日本文部科学省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防止这类事件发生。从现状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日本文化论者对这类集团现象早有精辟的分析。而我亲身经历过的这种邻里关系，则从多个角度验证了他们的说法。

这一年的生活，影响了自己长久以来已经养成的平静心情。我发现自己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年春天，我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团地。

搬家的那一天，就在我搬运行李时，那名男子与老太太发生了冲突；老太太倒在了地上。见到此情形，我与搬家公司的人员一起上前喊到：“不准动手。”可能是老太太随后报了警，警察不久就到了。但那名男子早已飞快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