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前提呢？叫做“落实政策”。从1973年以后，就有落实政策一说，有的在大风暴中入狱的，被放出；关“牛棚”的，让回家；受管制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松口气……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落实政策的步履十分蹒跚，大打折扣，留有“尾巴”，直到1976年10月以后，“四人帮”垮了台，又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进入了新格局，这才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记得1979年初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了诗歌朗诵会，其中有句“诗”是：“政策必须落实！”啊呀，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有的观众竟至于流出了热泪！如今长大成人的“80后”、“90后”见到我这样的回忆文字，或许会发愣：真有那么回事吗？作为过来人，我保证有那么回事。那几年里，“落实政策”绝对是热词、要事。

首先，是为被打击过的老革命、老干部恢复名誉。然后，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和包括名演员、名作家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平反。后来，更提出并实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的被落实政策的对象，已经去世，就开追悼会，重新安置骨灰。活着的，因为风暴中被扫地出门，给其落实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安排住房。于是从1975年起，北京就开始建造几批“落实政策房”，简称“政策房”。我见识过的，规格最高的，在南沙沟，那个楼区隔条马路就是钓鱼台国宾馆，风水自然很好，里面有独栋小洋楼，有连体小洋楼，也有比较高的公寓楼，能被安置到那个区域去住的，多半是副部级以上的老干部，或者是钱锺书那样被当局看重的文化人。再一片在木樨地，是临街的大板楼，外观平常，但里面每套单元的面积，都相当可观。那时候因为住房尚未商品化，还是由组织上分配，因此人们说起楼里的单元，一般不问是多大的面积，而是问：“几室几厅呀？”我那时眼皮浅，觉得三室一厅就很了不起了，有回见到冯牧，他那时还屈居在胡同杂院狭隘的东房里，他那时已经是重新恢复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我觉得官位已经不小，但落实政策，等分房，他也得排队候着，最后是迁往木樨地的楼里，我想象着他即将迁入的大单元，问：“三室一厅的吧？”他纠正我：“四室一厅。”可见我是个“土老帽”。那时冯牧已经是正局级。后来我懂得了分房的“游戏规则”：局级四室一厅，处级三室一厅，科级两室一厅……部级么，那就起码是五室二厅。又想起曾见到韦君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晚年著有《思痛录》），给她落实政策，要考虑她那在风暴中牺牲的夫君杨述（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她可能只是正局级，但杨述级别更高，因此，当我问她即将迁往的新居是否四室一厅时，她回答我：“有七间屋子。”令我“耳界大开”。后来我到木樨地冯牧新居拜访过，也去过旁边一栋楼里的陈荒煤家，他们所分到的，均非楼里最大的户型，冯牧说他那套是最小的一种，但我置身其中，却觉得已经相当地宽敞堂皇。胡风、丁玲落实政策后，也都入住在木樨地的楼里。

另一大片“政策楼”，则在“前三门”，即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原来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的城墙所在，城墙拆了，崇文、宣武两个城门也拆了，盖起了一大排公寓楼，其中绝大多数，也是用来安置恢复名誉、重新安排职务的党内外人士。王蒙从新疆回来，改正了1957年对他的错划，很快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和北京市作协的领导成员，头一套住房，就分的是“前三门”某楼里的一套，那格局完全不能跟南沙沟的比，跟木樨地的差距也大，但王蒙那时很高兴，我去过，觉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