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苏轼在情感上对词体的突破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只是因为苏轼的巨大名声和影响力，而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关注程度而已。

作为精通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苏轼，其思想的丰盈注定不会散落在词体之外。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宋代理学背景之下，苏轼词的理性风采。那种将对人生的参悟不动声色地渗透到词体中，可能是苏轼词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或者说，苏轼对词体的贡献倒并不在于充实了豪放的感情，而主要在于以“理”提炼了“情”的境界，从而真正从内容上将词体的地位提升了起来。因此，我认为，以“豪放”来概括苏轼的性情与创作有失偏颇，我更倾向于赞同以“旷达”来评价他。相对于“豪放”而言，“旷达”更具性情的理性色彩。

概言之，旷达是以通达事理、洞察人世的智慧为基础，表现出来的理性、达观的人生态度。失去了理性的智慧，旷达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根基。苏轼性情本色的根基即在于这种理性的旷达，而这一本色无疑会深深融入苏轼为文、为诗、为词，乃至为人处世的一切活动中。

至于所谓的词体“本色”，苏轼也正是用了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旷达态度来对待的。在他的心目中，诗词本同源，其根本都在于真实的性情。因此，苏轼写词，可作柔情旖旎语，亦可作豪迈不羁语；可缠绵悱恻，亦可超脱豁达；可低吟浅唱，亦可引吭高歌……无论何种风格，都是其性情本色的外在流露。

唯其理性与智慧，他才能对自己“自是一家”的词创作可能引起的种种非议具有充分的预见性与强大的“抗打击”能力；唯其旷达与通脱，他才能在柔媚婉约的本色词坛中特立独行，尽情抒发个人的性情本色，将人生哲理、豪情壮志与一往情深等等诸多内容注入几乎是艳情一统天下的词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