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饮食起居极易解决,国民所得年年升高,囊中富裕,时间也富裕了。

交通便捷,腰缠万贯,跨国来去,眼界识见都富了。

北京的文化国宝,南京的中央典藏,都运集台北,古典书册多,胸罗万卷不难,文学源头太富了。

思想多元化,看法多;生活由苦而乐,历练多;社会结构变迁大,故事多,写作的材料富了。

台湾作家本来多,大陆也可来投稿,十亿人中天才辈出,作者群人力富了。

大报一印就百万份以上,一文既成,且夕之间,举世捧读,比起白居易只能自己把诗集抄成四份,比起左思写成了《三都赋》,豪贵之家才买得起纸来传抄,就算抄到洛阳纸贵,又哪里是今天报纸文章挨户送到家所可比的?读者既多,享受抒发之乐,乃是一种大富足。

征文悬赏,动辄百万,文章值钱,一字千金,挨饿的杜甫,清贫的曹雪芹,可曾梦见过?奖金真富呵!

在这万缘齐备的富足环境里,就不易有好作品吗?真的要像欧阳修在梅圣俞诗序中所写的,诗文是要“穷而后工”的吗?其实能不能诞生好作品,并不决定在作家的贫富上,而是决定于天才的创作者精力集不集中上。譬如王贞治的棒球、林海峰的弈技、宋徽宗的瘦金书法、吴道子的画境、御医的医术,都没有必须经历穷困风尘才能成就的道理,为什么诗文就必须呢?且看《尚书》的《皋陶谟》,《诗经》的尹吉甫颂,曹家文章占了天下才气一石中的八斗,都出自贵族之手,不经穷困风尘,不是一样迈入诗文巅峰的境界么?可见问题不在贫富上。但是现传的作品为什么多的是杜甫、陶渊明、贾岛、孟郊的穷酸之辞呢?主要是富贵者的心志分散到高爵骏业上去了,分散到公文酬应上去了,多少才人做了大官,最后只留下几册制敕奏议、典章掌故罢了,清朝的李鸿章,明朝的李光元,不就是吗?哪能像穷愁郁塞的诗人,将其雄才伟略、绮情奇气,全神贯注,诗文成了他毕生寄意的所在。所以诗文并不因穷困沦落而工,而是因集中心力坚持长久而工。富裕社会中的人,如果仍懂得舍弃享乐,多经历练,用心观察,集中心志,当然会因条件好而做得更好的,富有什么不好呢?

快从五千年中国贫穷文化中挣脱出来,挣脱“穷而后工”的诗文模式,创立“富而后工”的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