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斋月，我也在伊斯兰国家。生性不求甚解的我，把酒店送来的通知看成了请我参观斋月。我住的是五星级酒店的公寓，每周都有免费的巴士去景区，也经常有画展、时装秀等。所以组织大家参观斋月，我觉得不奇怪。我奇怪的只是参观斋月的“水房”，而且没写何时出发。我去酒店的大堂询问。“我带你去。”英俊的先生在我的问题后说。我说我去开车，他说不必。“不必？”“走路，一会儿就到了。”走路？我想着周围，哪里有斋月能参观呢？“一会儿就到了。”他说着，向公寓方向走。我突然明白了：通知说的是，斋月期间水房（洗衣中心）的运营时间。我说知道了知道了，慌忙将那人打发走。这么近，是不用开车，否则就得上楼了。我逃进与洗衣中心隔条花园小径的公寓，将桌上的通知拿起来。两句话中，我竟有两个单词不曾注意。在我自己的国家，我同样也会出类似笑话。我去京西宾馆采访一个会议，警卫不让我进，说是没有这个会。我打电话给主任，“京西宾馆没有那个会”。主任大笑：“谁说是京西宾馆了？我刚说‘离我们报社最近的宾馆’，你就将电话挂了，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最后，在拉巴特工作的大儿子回来了，劝住了路德维。他在家里狂睡了两周。其实，他并不爱旅行，他崇尚的是那种生活：像他遥远的祖先一样，裹着缠头，在甲胄装饰着蓝宝石的战马上，高举长枪，把土路踏成滚滚烟尘。那才是一个男人的生活，而不是现在跳那种军刀舞做做样子。

他更长久地把自己放在咖啡馆里。那是一个男人的自尊自大还在茂盛增长，世界却不能再被他们改变一丝一毫时，唯一能保持的方式吧。近十年来，他唯一得意的，是那次在家里举办的音乐会。在二进庭院，围着花坛，他们让手中的乌德琴、雷贝琴、提琴演奏出美妙的旋律。乐队全是男人，听众也全是男人。他们一律穿白色长袍，有“五六十人”。（每当说到这时，努儿总纠正：“什么五六十，多说也就三十人。”）有时，看到他倚在二楼蓝色栏杆上望着庭院出神，我都想：他是否还在遥想那音乐会的盛况？

不像热情得有些纠缠的阿拉伯男青年，路德维对女人很冷漠。他只跟我说过两次话。第一次，他拿着阿拉伯男人常戴的小红毡帽过来，给我看里面的商标：“这都是中国造的。”颇奇怪的语气让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所以我哼哼哈哈没说什么。另一次，他问我阿拉伯音乐怎么样。或许讨厌阿拉伯人等你说好的习惯，或许是几年国外生活让含蓄的我爽直起来，我说“这个问题我请教过黑人也请教过白人。他们一个说‘阿拉伯人没有音乐’，一个说‘阿拉伯音乐太悲伤’”。路德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遂不再理我。

有时他晚上回家，得知餐桌上像模像样的凯芙塔（kefta）或玛斯威（mashwi）是我做的也无甚表情，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因为他的冷漠，我几次想搬出去，无奈大德和努儿百般挽留。

“我们其实也特烦他。”努儿说，“也不是简单的烦，是很复杂的感情。我很爱他，可是，他走开不在时，我觉得更踏实。”

“有时我想，如果父亲不是只娶了这一房太太，有其他姐妹陪伴，我母亲也许就没有这么寂寞。”努儿说，“我在巴黎上学的那几年，这么大院子，基本只有她一个人。怕闲出病来，她坚决不请保姆。父亲就像个影子一样，朝升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