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前往东方的所有商路和航线情况就要好很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蒙古人已经攻占了大部分亚洲大陆，并且占领了欧洲一些重要地区，他们的势力范围直达多瑙河东岸。（蒙古人也被欧洲人称作鞑靼人，但事实上，鞑靼只是蒙古帝国的部落之一。早期俄罗斯人把蒙古人和其他东方的入侵者全部称为鞑靼人，后来欧洲人仿效俄罗斯人也把蒙古人称作鞑靼人。）

当时欧洲人一直认为，蒙古人就是恶魔的子孙，是世界上最野蛮、最邪恶、最不遵守法纪的民族。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发布训令，号召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防范蒙古人：“耳畔不绝响起的马蹄声，警示我们绝不能再掉以轻心，战斗的号角宣告一场席卷全球的毁灭性战争即将来临。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业已证明，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中突然冒出来的野蛮的鞑靼人，必使天下大乱。”

然而，就在教皇公开向外界宣称蒙古人带来的威胁之际，蒙古人却突然改变了他们一贯的对外政策。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在位时一直奉行无限扩张帝国疆域的政策，而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则一改祖父的做法，施行了相对平和的统治策略。威尼斯史学家阿尔维斯·索尔西如此评价忽必烈汗：“他是一个追求集权统治的君主，但绝不暴戾野蛮，他善于汲取他人之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断地寻求有效手段来稳固政权，为了达到目的，他更多的是采取宗教施压的办法，而不是单纯依靠暴力手段。”

忽必烈汗手中最有利的武器不是利剑长矛，也不是枪炮毒药，而是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事实上，为了能够在自己缔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生存，蒙古人非常需要来自欧洲、波斯、阿拉伯的商品和技术。为此，他们开辟了很多商路，并为19世纪后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不仅是为东西方输送诸如宝石、织物、香料、贵重金属、武器等货物的要道，而且也是输送数不清的佛教僧侣、基督教传教士和来自各地的商人的通道。

为了确保东西方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的顺畅，忽必烈汗在蒙古帝国疆域内实行高压集权政策，索尔西认为，蒙古帝国的和平是“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和平”。但正是因为有忽必烈汗的专制统治，“丝绸之路”才成为一条非常安全的商路，往来其间的人声称“妇女可以头顶金托盘无所顾忌地走在这条路上”。对于像波罗兄弟这样的商人们来说，就算深入亚洲和蒙古帝国腹地，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完全有保障。

蒙古帝国的“丝绸之路”和威尼斯的商船使世界变成了“坦途”。在一个没有阻碍，能够相互交流的世界里，贸易往来及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繁荣与发展。

尼科洛和马费奥沿着“丝绸之路”北端向东进入到蒙古帝国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