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我问尹延，你说，咱们三个人的创业故事，该怎么结尾？

他一边吃着饭，一边神经兮兮地说，结什么尾啊，你就写着呗，反正你能写。

我说，你想写死我啊？

石雷鹏说了一句人话：那就先别结尾，反正还没结束，路才刚开始。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本书上市后，考虫会是什么样？

没人能够预测以后，却能回忆起以前，那段一无所有的过去。

2015年，我和尹延、石雷鹏从新东方辞职。

那时，我们算是新东方搭配最好的几个老师。三个人坐在咖啡厅里，桌子上放着喝完的咖啡杯。尹延和石雷鹏高声地“较量”着，他们在讨论课程的分布与产品的价格，在我看来，他们吵的内容是一样的。

可为什么还要声音那么大地吵呢？因为那时的我们，对未来一片迷茫，不知道路的前面是什么。所以，只能把迷茫变成提升的音量，对彼此发泄。

我们三个加起来讲了二十多年课的老师，在互联网教育的浪潮中，忽然手足无措。知道停下来就是死，必须前进，却不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

那个年代，是互联网教育刚起步的时期，线上对线下的冲击巨大，许多先行者已经扎根在了在线教育。可对我们这些一直只会上课的老师来说，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今后我们应该怎么招生，怎么使用平台，怎么和学生互动，和线下课有什么区别……我们像傻子一样摸索着，艰难地变着轨道，荆棘满路地前行。

记得辞职当天，尹延告诉我，尚龙，辞职后，估计你会有三个月没有收入。

我说，好，没有就没有。

那次在咖啡厅开会，应该是我们三个最精疲力尽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存款投资了一部电影，最后血本无归，龙影部落很快就面临解散。我以为自己硬，可以扛很久，可当包租婆敲了房间门，才知道无论什么人都会为五斗米折腰。

石叔本想那年结婚，却也被繁重的经济压力压得喘不过气。那天我们三个在咖啡厅，他们俩对着对方升着调，嚷嚷着，却谁也提不出一个解决方案。

我看他们吵得厉害，就时不时地打圆场，说，算了。

可他们还变本加厉，继续争论着。我看出了情绪不对，于是说，你们这么吵有用吗？

记得最后，尹延跟我说，尚龙，我把你和石叔弄出来，就应该对你们负责。

我不解地说，谁用你负责，我没成年啊？

当天晚上，他给我在微信里转了一万块钱，还贱兮兮地说，省着点花哦。

我嘴上说你怎么不上天，心里却十分清楚，他看出了我的窘迫。

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没有钱，寸步难行。那一万块钱，交了房租，就没剩多少了。

那段日子，偶尔上一些一对一的课，勉强维生。

也就是那次会议后，我突发奇想地开了“夜猫子学英语”。初衷很简单，我说，我想每天晚上讲十分钟的英语，和学生有互动，你们两个就在后面使劲地做广告，总是能招到生的。

也就是那次会议后，尹延和石雷鹏的微信沦为了广告阵地。